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12月，康有为写就《外衅危迫，争宠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希望光绪皇帝发愤图强，“明定国是”。

1月29日，康有为又撰写了《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即《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结合日本、俄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历史说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建议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他把日本维新的经验总结为三条：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皇以时召见，若称旨则隶入制度局。他认为这三条是变法的必由之路，第一条是舆论准备，第二条是制度保证，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条则是新法顺利推行的条件。

6月11日，光绪帝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维新，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光绪帝见折，即分别召见五人并委派职务。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君臣二人就变法事宜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多的对话。在对话中，康有为对光绪帝说，过去人们所讲的“变法”都不是“变法”，只能叫“变事”，变法必须从制度法律变起，首先应该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为了推行新法，康有为建议破格提拨重有小臣，并建议废除八股，以开民智。召见过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来想破格予以重用，但受到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的阻挠，只好传旨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没有资格常见皇帝，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机遇，在短短三个月内，频频上 书，将他的变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鼓励倾向维新的御史们配合上书并代为捉刀，向光绪帝提出新政建议。他还日夜加紧编纂各国变政考，进呈宫中以供光绪帝采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书，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要求光绪帝以彼得大帝勇于改革为榜样，以明治维新为模式，以波兰变法不坚决而被瓜分亡国为教训。光绪帝则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旨。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帝撇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雷厉风行，发布了100多道新政上谕，其中既有布新，也有除旧，推行新政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和集中表现。

   新政的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主要是裁撤闲散机构、广开言路和招揽人才。① 裁撤没有多少事务可办或事务重叠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将其事务并入其他相应机构；② 命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并允许一般士民上书言事，有关部门不得压制阻挠；③ 诏各省督抚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并命随风倒大臣选择侨民中之著名可用者征送回国，以备任使；④ 开懋勤殿以议新政。

经济方面，主要是发布了一系列振兴农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① 保护农工商业，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会设立农工商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② 奖励士民创制新法，准其专利售卖，有能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③ 改革财政，政府编制国家预算决算。④ 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等等。

文教方面，主要是废除八股文和兴办新式教育。①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再以楷法取士，亦不再考试诗赋，并废除朝考，开经济特科；② 建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西的学堂，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命筹设铁路、矿务、农务、工、商、医、海军及茶务、蚕桑等专业学堂，并鼓励士民和华侨创办学堂；③ 设立译书局、编译学堂以译西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并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

军事方面，主要是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命各省切实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军队改习洋操，采用西洋兵制；添设海军，各省举办团练，力行保甲制度。

这些新政上谕并未把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张全部包揽无遗，反映的也不尽是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上谕反映了光绪帝变法图强的决心，也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戊戌维新是中国人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最初尝试，它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光绪帝在颁布新政谕旨时，为了减少阻力、防止掣肘，也替被裁人员留有出路，如命农工商总局酌用詹事府等被裁人员，并任用后党试行新政，如令奕劻等负责大学堂工程，王文韶管理铁路，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经办农工商总局等。然而，新政措施还是遭到顽固派的百般阻挠，绝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未能付诸实施。

二、戊戌政变

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而且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层面的改革运动，它必然遭到恪守祖制的守旧分子和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帝后党争的焦点是权力，实质上京师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否。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以及预定在9月20日再次召见他并召见伊藤博文的消息，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度恐惧。为了防止光绪帝等人掌握武装，取得列强的直接支持，慈禧太后于19日挟持前来请安的光绪帝，随后将他移居瀛台。次日，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按原计划召见袁世凯及伊藤博文。袁世凯于20日请训后当晚返回天津，经过反复思量，决定投靠慈禧太后，即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等人“杀禄围园”的机密。9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清军在查抄南海会馆时，没有找到康有为，只抓住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已先一日到达天津，由天津乘坐英国商轮前往上海，上海的官吏接到慈禧太后关于抓住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令，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帮助下，康有为安全到达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排斥下化装出京，由天津乘坐日本舰只去日本。24日，慈禧太后下密旨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拿问。谭嗣同在政变后还多方设法救援光绪帝，且拒绝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5日，谭嗣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未经审讯就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和刘光第等六人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时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在刑场上，谭嗣同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在就义前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接着，参加维新的官员张荫桓等被放逐新疆，徐致靖、张元济、宋伯鲁等被革职。严复因为未参加“百日维新”活动，免遭查究。在政变后的一二个月内，后党废除农工商总局，禁止士民上书，查禁报馆，禁立会社，复置冗官闲衙，恢复八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新政被扫除无遗。这样，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以失败而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