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已经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产生。而且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因此发展很缓慢。当时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洋务派兴办的企业。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已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增加，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对经济侵略，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等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实际上就在中国非法地开设了不少工厂。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的外资工业数量达142家。外资工业的建立地点，主要是上海。上海的外资工业资本，约占全国外资的一半。这个时期，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以从事船舶修造最多，第二为缫丝业，第三为印刷业，第四为包装业，第五为制茶业。在这些行业中，除丝、茶两项对中国本土工业有较大影响外，其它工业多是为外国人设立的，对中国本土工业影响不大。同时，由于这时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规模不大，因此对中国工业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对于外国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在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并不加以限制。

外资工业和中国民族工业发生冲突，是在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数量日多。在众多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数量日大。1882年，在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它规定的“专利”中，有十年内禁止外商在附近建立类似工厂的规定。但很快便有美国商人准备在上海建立纺纱厂，进行竞争。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等成立上海纺纱公司，并委托华商王克明、俞少山招集股份。事情还牵涉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左宗棠闻讯后，立即寻找借口让江海关道查办王克明。美国驻上海领事屡次与清地方官员进行交涉，但是毫无结果，王克明叉被查办。美国商人也终于认识到，外商在上海“提倡的企业所以非法，因为它和一个取得制造棉布垄断权利的中国公司有冲突。”只得作罢。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因受牵连，事后被免职。拒绝外商开办加工企业的成功，暂时阻止了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企图。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仍然坚持阻止外商在中国开办纺织工厂的立场。但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抵制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大规模经营的工业，对于小厂以及用土法经营的工厂，则不加限制。在棉纺织业之外的其它行业，类似的抵制不多。

根据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这样，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的权力。而其他列强也援引最惠国条款，通过“利益均沾”的规定，纷纷获得此项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就不便再限制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反而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例如成立了商务局。1896年，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绅商充当董事。不久，各地商务局成立，比较有成效的，是苏州和南通两处。苏州商务局兴建苏纶纱厂，南通商务局兴建大生纱厂。其他各地的商务局或者因为主持人不得力，没有办成；或者因为没有巨额资金，办不了大厂，只能办一些小规模的工厂，略作点缀。

清廷放松民间自办近代企业限制政策的转变，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据统计，甲午战前20多年间，商办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包括采矿业）共53家，资本总额约为470万元。甲午战后，从1895至1898年的4年间，新增加的商办企业，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62家，资本总额约为1247万元。甲午战争前，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远远超过商办企业，占有压倒优势。甲午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77.6%下降到30%，而商办企业的资本额则由22.4%上升到70%，增长了近三倍。在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商办企业更是遥遥领先。

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仍然步履艰难。因为它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

首先，当时国货的税率远比洋货高。洋货输入中国时，交纳进口税5%，从通商口岸运到内地销售，只要再交纳2.5%的子口税后，就不必再交纳其他内地税。而国货必须“逢卡纳税，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到内地销售，应交纳的税要比洋货多。

其次，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有些企业被外资企业吞并挤垮。

再次，帝国主义除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炭和铁资源，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也为帝国主义控制，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尽管如此，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毕竟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它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它不满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解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是，主要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因此它便选择了改良这一温和的政治变革的范式。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它的政治代表。

二、康有为的早期活动和思想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1、维新思想的产生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因此人们也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岁时，投在广东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的门下，在朱次琦主济人经世而不为空谈高论治学风格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主张阐述儒家经典的义理，提倡独立思考、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在白云洞读书期间，康有为偶然结识了来自北京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张向这位埋首经书的书生介绍了某些他前所未闻的进行政治内幕，更重要的是向他介绍了崭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循着张鼎华的指点，康有为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学的书籍，如《西国近世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从而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有关西方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独特的文化风貌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康有为相信眼见为实，1879年，他决定亲自到离家不远的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据他自己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香港之行，“览西人官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从此，他打消了原有的疑虑，萌发出进一步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念头。于是，他开始注意收集有关西学书籍，举凡介绍西方资木主义国家史地、政治、以及世界大势和近代科技工艺之书。回到家乡，重新从书柜中找出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介绍西方的书籍，又仔细研读一遍。

1882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虽未考中举人，但回来途经上海的短暂停留，看到资本主义治理下上海的繁华，更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决心。1884年中法战争的硝烟使康有为心情难以平静，民族的危机以及西学的影响，他决心拯祖国于危难，救民众于水火。之后他将自己的思想写成书，形成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思想。1888年，康有为又一次应顺天乡试。乡试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处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他先后投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大学士徐桐，兵部侍郎曾纪泽，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虽然投书都石沉大海，但康有为大胆倡言变法的举动，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一块巨石，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年11月，清朝皇陵附近发生山崩，在当时盛行“天人感应”的国度里，这似乎预示着天对凡间人世有失纲常行为的警告。于是，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写成《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的条陈，简称《上清帝第一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他想通过国子监代为上递，管理国子监的翁同龢很佩服他的理论，但因言辞过于激烈未敢代递。这次上书未能送到皇帝手中，但是，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和政界人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1890年1月，康有为回到广东。1893年，迁居府学宫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称之为“万木草堂”，培养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到1894年已达100多人。

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撰写了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本书的主要思想渊源是今文经学。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姊妹篇，前者破旧，后者立新。前者否定了王莽新朝以来的儒家经典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后者树立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为变法拉起一面作掩护的大旗。

在书中，康有为还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尽管康有为的这种比附并不科学，但他利用鲜明的进化论历史观，论述历史不断发展的趋势，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守旧思想，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历史根据。

正因为《孔子改制考》书中牵强附会的奇异议论，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惊恐。他们攻击说，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他们要求清政府将该书毁版，并处死康有为。最后，《孔子改制考》被清政府下令焚毁。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从“公车上书”到强学会

1895年是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聚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也在其中。《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群情激愤。4月30日，十八省举人齐集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谏草堂，商讨上书。

康有为倡仪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推举康起草上书。会后起草了万言书，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是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修改，终于起草了一篇长达14000字的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公车上书”是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震动和影响很大。

翁同龢见到“公车上书”后，大为赞赏。“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结果就出来了。康有为中进士，并授工部主事。翁同龢对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中预言日本将窥视朝鲜及辽东、台湾表示佩服，就于11月19日亲自到康有为寓所走访。值康有为外出不遇，康有为回寓得悉此事，立即到翁同龢府回访。以一品大臣走访六品主事，实属罕见，可见翁同龢对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高度器重。

此后不久的5月和6月，康有为接连拟了《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并被呈送给光绪帝，引起光绪帝的重视。第四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康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确提出了设立“议院”的建议。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因此开始创办报纸、成立维新团体，大力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创刊于北京，这是维新派办的第一份报刊，“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出版3个月后，由于和上海外国人的《万国公报》重名，因而改名《中外纪闻》。

1895年11月，维新派募捐集资，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强学会名为一个讲求自强之学的学会，而事实上是一个以资产阶级派为主体并起主导作用的维新组织和学术团体。他们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组织学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官僚、封建士大夫不敢违背清政府规定的不得“立会结社”的禁令，怕参加学会惹火烧身。但是经过康、梁等人的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在帝党中坚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的暗中帮助下，由帝党人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邀同陈炽等人组成了强学会。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参加学会的还有内阁中书杨锐、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丁立钧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或直接入会，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支持。李鸿章也提出要捐银入会，因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太坏遭到拒绝。后来，强学会又将《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宣传新知，意在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闭塞状况，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康有为建立强学会后，于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又在张之洞支持过和资助下建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发行《强学报》。《强学报》以孔子“托古改制”为理论根据宣传变法，报头以孔子纪年和光绪年号并列，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并第一次公开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遭到张之洞的反对。

强学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嫉恨和反对。1896年1月20日，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以“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饬严禁”，因此，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而作为强学会机关报的《中外纪闻》也随之停刊。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后，上海强学会也被张之洞封禁，《强学报》也因之停刊。强学会及其机关报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们大力宣传了维新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向纵深发展。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冲破了清朝历代统治者不准集会结社的禁令，公然成立学会，发行报纸，开创了一代新风。此后，中国出现了学会林立、报刊盛行的新气象。

2、梁启超与《时务报》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上海强学会被查封以后，维新派黄遵宪决定在上海另创一种报纸。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和诗人。他编写的《日本国志》是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上海强学会成立，他也列名参加。这时，张之洞派家庭教师兼幕僚汪康年到上海接收强学会所剩余和图书等物资。黄遵宪于是拜访汪康年，对于创办报社之事意见相同，这样以强学会余款2000元，加上黄遵宪慷慨捐的1000元为经费，于1896年8月9日正式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总经理，聘请梁启超为主笔。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最为得意的弟子，也是维新运动时期出色的宣传家，一般将他和乃师合称为“康梁”。梁启超少年得志，12岁便中秀才，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

梁启超利用主持《时务报》的便利，几乎每册都发表一两篇论文，倡言变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政论《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抨击了“泥祖宗之法”的顽固守旧思想，阐述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反复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而变者”指主动变法，“不变而变者”指被他人代为变法。那么，该如何“变”呢？梁启超最主要的主张是抑君权、兴民权。他认为：自秦以至当时，中国实行的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要使中国转弱为强，就必须师法西方，“伸民权”、“设议院”，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强调这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并引证大量中外事实予以说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时务报》旗帜鲜明地维新宣传，再一次受到张之洞的反对和镇压。本来，趋时附势的汪康年，最初也在该报上写过几篇提倡民权的文章，但是看到张之洞的态度之后，他便噤若寒蝉了。这了摆脱干系，表白中心，他还屡屡对梁启超发难与挑衅。由于汪康年是《时务报》的总经理，经济、人事等实权紧握在手，年轻气盛的梁启超在他的百般掣肘、刁难面前，于1897年11月愤然辞职，“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时务报》就这样落到了汪康年之手。此后，该报译文大增，论说锐减，渐失原有的战斗性。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梁等维新派表面上得势，曾经谋划夺回《时务报》，康有为还代笔拟上《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这一计划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光绪帝下令，将该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到上海接收。但汪康年暗中得到张之洞的撑腰，以“馆中经费，系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不能入公家”为理由，不肯移交，并改出《昌言报》。虽然光绪帝曾命令对此事进行调查，但由于戊戌政变的迅速发生，查办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3、严复与《天演论》

1897年10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中心。严复，初名传初，后改宗光，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最初打算走科举入仕之路，后由于父亲去世，生活困难，不得不放弃。1867年，14岁的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堂学习驾驶。1871年毕业后在轮船上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1877年被派往英国深造，他先在抱士穆德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留学期间，除学习专业课程外，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更感兴趣，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堂教习。1880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并于1890年升任总办。其间曾捐得监生，四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严复清醒起来，决定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个“世变”面前，中国应当进行变革，自强救国，其根本办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具体说就是禁止鸦片和废止缠足，废除八股，提倡西学，设立议院，各级官吏由选举产生。他在《辟韩》一文集中阐发了“新民德”的思想，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谓“辟韩”，就是批驳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鼓吹的尊君专制思想。韩愈认为：“君”是专门下命令的，“臣”是负责把“君”的命令传达给“民”的，而“民”的义务则是奉养统治者。严复认为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他根据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认为国君应由人民公举产生，他的作用不是高高在上统治人民，而是来管理、保卫人民，因为人民各有生业，不能同时管理自己保卫自己，并斥责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这是当时中国抨击专制提倡民主方面最有力的一篇文章，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又将其转载于《时务报》。

严复在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著作，介绍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从1894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0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4、谭嗣同和《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自于官僚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十分推崇王夫之的学术和气节，谭嗣同受其影响甚大。谭嗣同作为封建达官之子，其父当然希望他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因此从1884年以后的十年间，他曾往来南北各地，参加科举考试，但屡屡败北。在这其间，他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也目睹了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穷苦群众的同情，誓作一些有利于振兴国家的事业，因此自号“壮飞”。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爱国主义激情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痛感再不能抱残守缺，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之路。1896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结识了梁启超、严复、文廷式、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和帝党分子，又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并陆续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同年，他父亲为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他在南京候缺，至1897年1月，写成5万余言的《仁学》，集中反映了谭嗣同的思想。

谭嗣同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因而称自己的哲学为“仁学”。他的“仁”的核心是“通”，“通”则包含四层意思，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仁学》的实质是“通”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个“通”，谭嗣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这就是“以太”（ether）。《仁学》以“通”为第一义，“以太”是实现“通”的途径，而“通”的外在表现则是平等，用谭嗣同的话说就是“通之象为平等”，他以此为根据，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这是谭嗣同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网罗重重”，因而号召“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5、维新样板——湖南地区的维新运动

咸丰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籍人士一呼而起成为大清王朝的挽救者，从而使湖南一跃而成为引人注目的省份。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激荡下，这里聚集了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皮锡瑞等一批维新志士，同时有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地方官员等的支持，湖南出现了一些维新的新气象，成为当时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

湖南的维新活动比较全面深入，主要有以下几项：

1、办学堂。1897年10月，在湖南维新派人士的策动下，巡抚陈宝箴出面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由熊希龄为提调，并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以李维格为西学总教习，以唐才常、韩文举、欧榘甲等为中学分教习。梁启超在此讲学过程中，大力宣传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和民权思想，要求学生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中的微言大义与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在教学上，他沿袭当年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功课簿制度，学生按日作札记，将读书的心得体会和疑问记录下来，然后交由教习批改。在批评中，梁启超等人对学生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给予热情鼓励，并加以点拨。梁启超在批答札记时，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那些深受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生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满洲中去。梁启超等人的讲授和批答，发前人所未发，灌输给学生们以全新的知识，使时务学堂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如林圭、秦力山、蔡锷等，后来他们积极投身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2、立学会。最有影响的是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于1898年春成立。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严重民族危机出现后，梁启超和湖南维新志士基于“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的共识，为了作好灭亡后的打算。1897年12月14日，梁启超以笔代舌，披肝沥胆给陈宝箴写了一封信，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就不能图存，但顽固势力把持朝政，他们宁可亡国，不肯变法。为了挽救“决裂腐烂”的危局，他建议陈宝箴效法西汉末年窦融据河西自立、明末郑成功在台湾遥奉明朝正朔的故事，以湖南一省地盘独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正是出于湖南独立的动机，梁启超等人积极活动，成立了南学会。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是举办讲座，推举学识渊博、擅长言词之人定期演讲并回答听众的问题。第一次开讲时，陈宝箴亲率僚属前往听讲，以示倡导，并亲自登台作了题为《论为学必先立志》的讲演，号召各位要有远大抱负，探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要道”。南学会不仅在长沙设立总会，而且在各县还设立分会。总会每七天举行讲演会，听者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讲人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等。在讲演中，谭嗣同等人围绕着中外形势、政治原理、中外学术等问题，发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主张。由于形式活泼，内容新颖，讲座引人入胜。在南学会影响下，湖南各种学会纷纷设立，诸如不缠足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等等。

湖南的维新志士们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资产阶级“议院”的作用，梁启超把南学会看作“湖南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陈宝箴支持维新，也同意成立南学会，但是反对独立，他支持成立南学会的目的是借以遏止湖南哥老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南学会入会者动机不尽相同，成份也很复杂，他们以讲学、答问等形式讨论地方兴革。但是并没有真正就某一问题形成过体现南学会的意志或看法的决议。这与行使立法权力，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政党组阁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差距还很远。

3、出报刊。先后创办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为旬刊，由学政江标发起，1897年4月创刊，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为宗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宣扬孔子改制学说和民权学说。

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设立后，相当多的人卷入到维新运动中来，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为了造成更大的舆论声势，及时反映维新事业的新发展，只有一家《湘学报》已经不够了。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1898年3月，熊希龄等集资筹办了一份新日报——《湘报》，由唐才常任主笔。陈宝箴为之厘定章程，指出它应与时务学堂、南学会“联为一气”，“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于是，就把《湘报》作为南学会机关报，成为湖南维新派的喉舌。《湘报》初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社会学说，对清政府的腐败也多有指责。第20号上刊登了易鼎的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列”、“黄人与白人互婚”以及“听民兴利除害”等，措词激烈，张之洞看到后大为震怒，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斥责易鼎的文章“十分悖谬”，指示“设法更正”，从此，《湘报》锋芒渐衰。

6、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斗争

维新变法是一场改革运动，势必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湖南的维新活动如火如荼，湖南的守旧势力也异常猖獗，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劣绅叶德辉等为首的守旧分子，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活动和民权平等学说，甚至对维新派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自命西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要求“严加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王先谦又授意得意门生苏舆，将当时湖南士人中反对维新的文章、言论汇集成册，题名《翼教丛编》，予以刊布，集中了当时湖南反对维新的各种代表性言论。“翼教”二字，取其翼圣（孔）经、复名教、正人心之意。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反对维新派的除顽固守旧分子外，还有洋务派的张之洞。张之洞开始曾支持赞助过维新派，但他反对维新派宣传的“托古改制”理论和民权学说。1898年3月，他写了《劝学篇》，以抵制维新变法思想。该书分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通”则指学习西方的“西政”（包括教育、财政、工商等）、“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和“西史”，全书宗旨，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以抵康梁”，排斥民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张之洞看来，“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由于张之洞采取了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态度，给人不偏不倚的印象，因而迷惑了不少人，并受到光绪帝的重视，下令“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针对顽固派和洋务派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