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编辑“四书”的根本用意，正如他在《大学章句序》里说的：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而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精，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这一篇对《大学章句》的议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朱熹对他编《四书集注》整个工作的议论。总的说他是要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实际就是为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有所贡献才这么做的。因此，“四书”从南宋问世以后到清朝末年这800年间，在中国青年人的基础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不但要以“四书”的文句命题，而且答卷也要一以朱注为准。而朱熹也就被尊为“朱子”，配祀孔庙。

　　“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基础教育的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得这样久，是和封建王朝广泛推行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四书”教育密不可分的。正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如此深远，所以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在文化史、政治思想史上，“四书”都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