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世界做出的安排，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激起了新的不满与冲突。在欧洲，威胁和平的因素：德国的赔款问题，法国与德国的安全问题，裁减军备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在亚太地区，列强也必须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进入了地区性的有限调整时期。

（一）欧洲国际关系的有限调整

   1、德国赔款问题

      《道威斯计划》

      《 道威斯计划》作为对凡尔赛体系的一次较大调整，把原来作为战争罪责的赔款变成了一纸商业合同，把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调整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并以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的方式把削弱德国的政策变为复兴德国的方针，成为战胜国对德国政策的转折点，为德国在政治上重新走入西方大国行列和进一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打下了基础。 

作为道威斯计划的始作俑者,美国把该计划视为自己经济外交的胜利,但因此也使它在经济上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美国又坚持不在欧洲承担政治义务。前者在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时将看得十分清楚;而后者则对整个30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 杨格计划》   胡佛延债宣言

   2、欧洲的安全保障问题

     鲁尔占领的失败和道威斯计划的实行,使法国受到了沉重打击。它不仅失去了在赔款问题上的领导权,也不能再任意制裁德国,法国希望以彻底削弱德国来保证法国安全的打算落了空;而凡尔赛体系中对德国领土的处理也没有使法国获得安全感。因此欧洲的安全问题是凡尔赛体系遗留的另一个问题。

    《洛迦诺公约》

      1925年签订

      洛迦诺会议共有7个条约、1份最后议定书和关于德国加入国联的集体照会,这些文件统称《洛迦诺公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这些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永归法国,并保证维持莱茵兰的现状,德国不能对法国进行攻击和侵犯,因此暂时解决了法国最迫切要求的安全问题。德国则重新获得了大国地位,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德关系得到了改善。

    《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作出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整,它使欧洲的国际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并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实行和20年代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它的签署才真正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给了欧洲一段和平与充满希望的时期。正由于此,“洛迦诺精神”一词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 A·张伯伦甚至把它说成是“战争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而对此作出贡献的A·张伯伦不但被英王特别赐予嘉德勋章,还与道威斯一起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至于斯特莱斯曼和白里安的作用也未受到忽视, 1926年他们俩也共摘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但是《洛迦诺公约》也留下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洛迦诺公约》对法德边界所规定的保证是双向的,即德国不能无端入侵法国,法国也不能在没有英、意等国确定法国被侵略的情况下制裁德国,也就是说,即使德国违约,如果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确认,法国也不能单独实行制裁。占领鲁尔之事再不能重演。这实际上也是对凡尔赛体系的修改(凡尔赛条约规定只要协约国认为德国违约就可以对德国实现制裁,法、比对鲁尔的占领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一旦协约国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1930年从莱茵兰全部撤军,法国的安全早晚会成为问题。法国对此十分清楚,这也是1928年法国极力提倡《非战公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在该公约中德国坚决不对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只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仲裁条约,其中没有对它们之间的边界规定任何保证的办法。这实际上打击了法国的同盟体系。法国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己与波、捷订立相互保证条约。洛迦诺公约的这种处理方法,为德国日后借口修改其东部边界而向东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

      1928年签订，到1933年，加入者共计63个国家（包括但泽自由市）。

      该公约规定：缔约各方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
　　20年代和平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非战公约的缔结，尽管该公约只是一纸集体安全的原则声明，并未真正约束列强的行动，但是它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反映了人类在经过了无数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极端痛苦和文明破坏之后，对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期待。不仅如此，它还在国际法上否定了所谓“战争权”的合法性，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之间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日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

3、和平共处原则与《拉巴洛条约》

    20世纪20年代，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第一次体现了民族国家平等和国际社会公正的思想，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所奉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巨大冲击与否定，从而奠定了20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拉巴洛条约》

      1922年4月苏德签订

条约协定：两国相互放弃对于战争费用及它们在战时给双方居民造成的一切损失的赔偿权利；德国政府承认苏俄把德国在俄国的国家和私人财产收归有；立即恢复两国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两国在最惠国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互利的协定。它有助于双方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提高两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既冲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反苏阵线，又冲击了奴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开辟了长达10年的苏德合作时代，历史上称为“拉巴洛时代”。

（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

   在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中国仍然是列强角逐的目标，而英美企图维护华盛顿体系和日本企图以新的侵略方式不断尝试冲破这一体系则是它们角逐的主要方式。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改变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日本的“协调外交”

        20世纪20年代，日本以力求缓和与美英等国的关系，加紧对华经济侵略的所谓“协调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协调外交”是日本在华盛顿体制下被迫采取的外交政策，并以维护所谓的在华“条约权益”为前提。因此，尽管这一外交路线的实行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冲突，更不可能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每当日本感到它的在华利益受到中国革命的威胁时，便试图以武力扩张代替经济侵略。当“协调外交”的基本前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发生变化时，这一外交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九一八事变”，便成为埋葬“协调外交”的真正坟墓。 

（2）《圣诞节备忘录》和列强对华有限让步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1926年12月发表的《圣诞节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张伯伦承认“今日中国时局与各国缔结华会条约（即九国公约）时完全不同”，“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并承认“目前时局之主要事实即在条约已公认为不合时宜”，宣布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谈判。
　　 列强对华让步政策的实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英国把在汉口、九江、镇江、厦门、重庆、威海卫等地的租界和租借地陆续交还中国；第二，美、英、法、日、意等13个国家先后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是在列强视为最重要的领事裁判权和上海国际租界问题上，它们则坚决拒绝让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在东西方的有限调整，带来了20年代列强之间的短暂和解与和平。但是在这和平的表象之下，却仍然存在着战争的隐患，因为法西斯运动已经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