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介绍

  本课要求学生掌握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第一、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主之政典也。”(《易教上》)这就是说，《六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教条，而是有关古代圣王得位行道、施行政治教化的记录，是后人藉以研究古代政教、典章制度的历史书。这在当时有重大影响。我国古代的书，都不是什么私人著作，而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记载；是“史”，而不是“经”；至于被尊奉为“经”，那是后来儒家所为。《六经》皆史的说法，不是章学诚随意编造的，而是有历史根据的。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首先表明他尊“史”，他虽不抑“经”，但确实尊“史”。他自己说他是“好古”。实际上，他所谓“好古”，是喜欢研究古代史，以便借鉴于古。他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说林》)他认为现实的中国是古代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他反对李斯请禁《诗》《书》，说：“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还说：“若夫殷因夏礼，万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均见《史释》)章学诚更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说：“不知礼时为大，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他讥讽当时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黄帝妃嫘祖，为西陵氏之女，相传她治蚕桑)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均同上)章学诚的这些言论，充分说明他既重视古代史的研究，更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讲求经世致用。

 第二、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答客问上》)章学诚不满意封建旧史学，说：“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辩证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申郑》)他认为史学，“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答客问上》)还必须实现他所提出的上述根本任务，否则，不成其为史学。

 所谓“纲纪天人”，即史学不但要记人事，还要记天文，要阐明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事的关系。

 所谓“推明大道”，就是要阐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如他在《原道上》一文中所作的，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如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社会如何起源，如何从原始公社过渡到文明社会，等等。这样一些解释，虽然还不是真正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能提出这个任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即详明历史事件的起讫原委及中国历史与往今来的变化过程。所以他主张编修通史，因为通史这种体裁最便于通古今之变，从阐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所谓“成一家之言”，按现代的话说，就是要有卓识别裁，有独创的见解。章学诚看不起唐以后官修的那些所谓“正史”，说：“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书教下》)而对郑樵的《通志》，尽管其中引证史料疏略，常有错误，却给予很高评价，说：“若郑樵《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终为不朽之业矣。”(《释通》)

 章学诚关于史学根本任务的论述，其中基本的思想是继承司马迁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其作《史记》时说：“仆窃不逊，……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这一思想，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史学又将向前迈进一步。    

 第三、章学诚总结了中国史学体例的发展，认为封建旧史学体例必须改革，他制定了一套改革的原则，那就是“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 (《书教下》)

 这就是说，要总结古代和当代史学编纂的经验教训，确定一项文、质适中的原则，既要注意文词，又要坚持质朴；另外，还要学习《尚书》在体例上的优点，那就是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但新的史体仍然要以《史记》纪传体为基础，像《史记》一样，分纪、传、书、表，互相配合，既能包举大端，又能委曲细事，使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总括无遗。同时也要适当地吸收《左传》之类编年体的长处，注意时间观念，注意同时发生的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防止错乱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和割裂本来相互关联的历史现象，造成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不清。

 其具体作法是：“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书教下》)就是说，以《史记》的纪传体为基础，将《史记》的五体，并为三体：即本纪、表、传。八书、三十世家合并到列传，统名曰传。各传的写作，均学习《尚书》在体例上的优点，因事命篇。有的传是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有的传是记载国典、朝章，有的传是记载其他。不同的内容写成不同的传。各传与本纪配合，互为经纬。

他又说：“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书教下》)就是说，关于人名事例，则制成表，以便查阅；关于天象、地形、舆服、仪器，则绘为图，使阅览者一目了然。这些图、表和纪、传合编在一起，使得全书体制更加完备。

  以上可知章学诚对改革旧史体，创造新史体，确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意见，这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第四、章学诚继刘知几之后，进一步讨论了良史必备的条件。他充分肯定刘知几关于良史必备“才、学、识”三个条件的理论。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但是，“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均见《史德》)所以，他认为“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章学诚又认为：“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此，他又提出一个“史德”来补充。什么叫史德?他说：“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同上)关于史德的具体内容，他有以下说明：“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据此，可知他所谓“史德”，就是要求历史家，“慎辨于天人之际”，分清主观和客观，不要以个人好恶，任意褒贬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事实，而是要尽可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他要求历史家端正心术，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同上)

 其次，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史德》)这段话是说，历史著作是借文字记载来反映历史事实的。但历史事实有得失是非，盛衰消息，这就势必要影响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致加入个人的一些思想感情进去。特别是有些历史记载，因为作者对历史事件中的主人公的遭遇特别同情，所以发为文辞，必然是“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像这样的厉史记载，往往带有修史者个人的主观成分在内。怎么办呢?按章学诚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地修养作者的“史德”，使之“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上)如此，就能做到纯客观。但是，在封建社会，所谓“情”和“性”，无非是指“纲常名教”和地主阶级的立场之类。要求历史家“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坚持地主阶级的立场，要求他们的气质、思想感情处处合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第五、章学诚纂修过几种方志，对方志学有一套卓越的见解。首先，他提出“志为史体”。他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其次，关于方志的内容，他认为应该是无所不载，为国史所取裁。他说：“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方志立三书议》)

 再次，章学诚对方志的体例有所创新。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同上)大致说来，“志”是方志的主体；“掌故”相当于典志，“文征”相当于文选，三书相辅而行。章学诚关于方志立三书的主张，是对方志体例的革新。

  此外，为了保存方志的材料，章学诚还提出在州县设立志科的建议。这个建议对撰修方志、发展方志学十分重要。

  总之，章学诚对史学和方志学都有巨大贡献。自然，章学诚是封建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明显地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些是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苛责于古人。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论，应当承认，他的史学思想有新的见解，对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