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介绍

    教材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作者简介；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的史学思想。要求学生掌握一个重点问题：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第一、王夫之进一步阐发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卷六《读通鉴论·汉光武》)王夫之由于深入调查研究，认识到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是出于不得已，他说：“当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如果解决了他们起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即使农民“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他认为汉光武帝的经验值得借鉴，“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使各安于井牧。”同时又“奖重厚之吏以调御其嚣张之气”。“不十年而天下晏然”。王夫之批评班固、荀悦修史而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徒为藻悦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徵焉?”(均见卷六《汉光武》)

    第二、反对封建的“正统论”，宣传不主于一尊的民主思潮。明清之际，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的统治秩序，也推动了进步思想的发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把明中叶以来思想上对帝王“神圣”的怀疑，提高到从理论上否定“君权神授论”。王夫之指出君和“天”是两回事，反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黄宗羲认为上古三代的君主，是由公众选举为大家兴利除害的公仆。但是后来，君主却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把天下、国家视作个人私产；为了争夺私利，“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 顾炎武认为“天下”和“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是指一姓的皇朝，“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已，而“亡天下”则是关系到民族的灭亡。所以他认为爱国不是爱某一姓的皇朝，而是要爱自己的民族，保卫自己民族的尊严和民族的文化习俗。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又进一步批判了封建的“正统论”，他认为旧的史家只不过是为某一封建统治集团服务；以为自己的君王都是正统，因此，他认为这种“正统论”，不过是“臣子私其君”的愚见。在他看来，自古以来，天下有合有分，有治有乱，没有那一个政权能永远“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因此也就无所谓“正统”。他说：“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统一六寓，治安百年，复有贤子孙相继以饰治，兴礼乐，敷教化，存人道，远禽兽，大造于天人者不可忘，则与天下尊之，而合人心之大顺”。(卷二十二《玄宗》)而认为有道德、能够安定老百姓、统一全国、长治久安、修明政治、兴隆教化的帝王，就能得到天下人尊敬，受到人民的爱戴。可见王夫之反对封建“正统论”，实际上是反对世袭的封建君主制度，而宣传不主于一尊的民主思想。

    第三、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进步观点。首先，他阐发了历史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发展过程，后来居上，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秦汉以后的情况实际上比夏、商、周更好些。王夫之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驳斥了宋明道学家的历史退化论。他所着重阐明的历史不断进化的观点、后世之民比唐虞三代之民好得多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秦汉以后的复古论者，恶毒攻击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为分封制进行辩护。王夫之尖锐地批评这些人“徒为无益之论”，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秦始皇》)王夫之所说的“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所说的“理”，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王夫之认为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且秦汉以后改为郡县制度，地方官吏可以随时撤换，不能世袭，比起世袭制好多了。他说：“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更重要的，是在分封制下，各诸侯国政教不一，统治者互相攻杀掠夺，造成人民极大的痛苦。他说：“若东迁以后(指春秋时期)，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均见卷一)

    此外，王夫之还指出：历史的发展是通过皇帝大臣的活动来实现的。皇帝大臣的活动本来是图谋自己的私利，但结果却使历史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就是说，秦始皇本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废封建，行郡县，结果使郡县制度从此建立起来，历史进步了。汉武帝本来是为了寻找好马，开通“西夷”，结果使云贵地区变为文明地区，社会向前发展了。王夫之认为，历史的这些发展变化，都是天使之然。什么是“天”?他说：“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宋论》卷七《哲宗一》)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的。

    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包含着若干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许多看法都超越了前人。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的思想家和史论家，在他的史学思想中也含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在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情况下，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决反对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少数民族，一律视为有别于中原人民的“异类”。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待，这是儒家贬斥少数兄弟民族、强分华夏与所谓“夷狄”，是封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又如，对历代农民起义，均视为“盗、贼”，肆意加以污蔑，这些都表现了他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对他这些错误的观点，在阅读他的著作时，要注意分析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