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史考著作举要

《日知录》介绍

要求学生掌握顾炎武的学术思想。

第一、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说：“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日知录集释·自序》)就是说，为学不能脱离明道救世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否则就无补于国计民生。他说：“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以此原则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他说：“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同上)就是说，如果不是关于明道救世，他自己坚决不做；对社会上空谈心性的通病，本着明道救人的宗旨，他也不放弃自己应尽的批评责任。顾炎武深感历史上士大夫空言误国之祸害，对当时的不良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刘、石(指十六国前赵刘氏、后赵石氏)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由于顾炎武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在明清之际，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务实的治学风气。给晚清学术界以深刻的影响，顾炎武就是这种新学风的开创者。

    第二、旁征博引，考竟源流，倡导一种新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特别注意辨析源流，对于经术古制，无不考其异同离合，详其演变始末。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日知录》一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关于考据的方法，我国古代史家早已使用，如司马光作《通鉴考异》，就是将考据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但将考据的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治史的主要方法，并开一代风气，则是从顾炎武开始的。有人以为《日知录》不过是一种随手札记而已，因此问顾炎武：《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日知录·自序》)可见撰写《日知录》之不易。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日知录》说：“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钞》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构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在这里，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一点需加以说明，即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对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虽有直接影响，但两者却有很大差别。顾炎武倡导的考据方法，是为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服务的。对他来说，考据是达到经世致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对他来说，进行历史的考证与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这段话，很生动地说明了顾炎武治学的目的与方法。但顾炎武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并没有为乾嘉学者所继承，他们在清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制下，为考据而考据，离今而言古，终日埋头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故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与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是“貌同而实异”。

    第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顾炎武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肯定“《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肯定《史记》写战争如身临其境：“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林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还反对人们妄作志状。他指出：“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卷十九《志状不可妄作》)又批评 《新唐书》文词过简，说：“词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卷十九《文章繁简》)此外，他还写了《作史不立表志》一篇，详细论述了表、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见解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