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

《史通》的产生

           教材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作者简介与成书经过；《史通》的内容与刘知几的史学成就。要求学生掌握一个重点问题：刘知几的史学成就。

    《史通》二十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原为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等三篇早已亡佚，实际只有三十六篇；外篇有十三篇。合计内外篇共有四十九篇，内容异常丰富。我国历史悠久，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历代不绝，史书越来越丰富，但一直到刘知几才第一次作-出了评论性的总结。刘知几在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可说在我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一、《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

史学史

《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五篇，是全书的纲，历述了中国古代史官的建置与变迁，并列举历代官修私撰的各种史书，对其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来源，优点缺点，以及该书的作者，都作了扼要的分析和评论，业已粗具先秦至唐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规模，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必读书目。

刘知几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按其主要的体例分二体：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几对史书分类的方法，有几个特点：(1)将《尚书》、《春秋》、《左传》三书列入史部，而不是列入经部；(2)将编年史、纪传史并列为正史，而不是只列纪传史为正史，将编年史列入“古史类”或“编年类”，等等；(3)对职官、仪注、刑法等典籍，旧的目录书一般列入史部，而刘知几却未列为历史著作，仅视为资料而已。刘知几的以上这些作法，对后世史家启发很大，对史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史通》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史书的体例、内容与编纂方法，推动古代史学前进了一步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称谓》、《因习》、《邑里》、《言语》、《浮词》、《人物》、《品藻》等篇，在这些文章中，又以论纪传史的居多。

    在体例方面，刘知几认为必须严谨。以编年体与纪传体比较来说，纪传体更须特别注意；因为纪传体包括纪、传、表、志几个部分，各有要求，如不严守体例的规定，就容易造成混乱。他反对《史记》为项羽立本纪，说：“项羽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他批评《后汉书》、《三国志)等在此问题上的混乱，说：“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以上引文均见《列传》)关于“论赞”的问题，刘知几指出：“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他批评后世史书的论赞，是“每卷立论”，“嗣论以赞”，“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均见《论赞》)

     在内容方面，刘知几认为史书并不是要记载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他主张根据荀悦的“五志”和他所补充的“三科”来划定范围。他说：“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日叙沿革，二日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史书的内容若是越出此“五志”、“三科”的范围，他则谓之“烦”，他说：“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其尤甚者有四：记祥瑞，“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记朝觐，“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记官职迁除、黜免，“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记世官，“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以上均见《书事》)

    在编纂方法方面，他指出编次要明晰严整，不能驳杂凌乱。他批评当代撰史者，“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编次》)他认为一部历史著作的好坏，在于内容质量高低，不是越详越好，也不是越简越好。他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书事》)他还指出在史书编纂之前，搜集资料贵“博”，选择史料贵“严”，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

家，传诸不朽!”但各种史料，“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如果“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均见《采撰》)

关于写作技巧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以简要为主”的原则，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他批评《史》、《汉》以下，“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猕漫重沓，不知所裁。”刘知几主张叙事“用晦”。所谓“用晦”，即《史通通释》作者清人浦起龙所解释：“意到而笔不到也。”刘知几说：“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辞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均见《叙事》)

关于人物的言语，他主张“记其当世口语”，他批评魏晋以后的史家，在语言方面，“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徧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均见《言语》)

关于记载人物与品评人物的问题，他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人物》)因此，他主张对善人、恶人都要记载。他举殷、周历史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缺孰甚焉。”(《人物》)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不但要善于记载人物，而且还要善于品评人物，“使善恶区分”。他批评刘向、嵇康说：“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又稽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  ，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因此，他提出，作为一个史家一定要善于区分善、恶。他说：“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均见《品藻》)

    从上所述，可见对于如何编纂史书，有一套系统、成熟的见解，对后世历史学者启发很大，推动古代史学前进了一步。

三、《史通》还论述了一个优秀史学家必备的条件和应有的写作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核才》、《鉴识》、《辨职》、《杂述》、《杂说下》、《直书》、《曲笔》等篇。

 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刘知几所说的“史才”，就是指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他所说的“史学”，就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他所说的“史识”，就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刘知几多次论述“史才”、“史学”、“史识”的相互关系，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但最主要的仍是“史识”。刘知几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除了必备上面所述三个条件以外，还必须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历史家的高贵品质。他认为撰写历史是关系千古万世的庄严任务。他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曲笔》)在《直书》篇里，他特别赞扬那些秉笔直书，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历史家。他说：“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在《曲笔》篇里，他特别严厉批评了那种“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恶劣作风，说：“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刘知几有关一个优秀历史家必备的条件和应具有的写作态度的论述，是后世古人所公认的“笃论”，也是刘知几和后世史家持以论史、论史家的准则和根据，对我国后世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批判一切权威的思想作风，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就有良好的影响。

总之，《史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评论名著，它既总结了唐以前和唐人的史学成就，又对后世封建史学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自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中有些看法是要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