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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入与广泛传播
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他们希望从中找到既能发展资本主义又能医治其弊病的药方。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只是零星的、片面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社会影响微不足道。
(一)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19世纪末, 中国思想界很活跃,众多先进人士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影响甚微
1899年2月到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李提摩太、蔡尔康依据英国学者撰写的《社会进化》改编的《大同学》一文,“其以百万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
----资产阶级学者非自觉地传播
此后,一些新式报刊开始相继刊登一些有关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1902年梁启超 《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称“麦喀士”是“社会主义之泰斗”。1904年梁启超发表《中国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要介绍。
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片段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内容,由此认识到了“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革命运动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 孙中山对朱执信的评价:对朱执信的牺牲,孙中山悲痛地说:"执信是革命的圣人"。
"执信忽然殉折,使我如失左右手"。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致祭文,并亲自出席追悼大会。大会决定建立执信学校以为纪念,孙中山出席执信学校(今广州执信中学)成立会,亲临致词。
陈独秀以挽联的形式高度评价了朱执信的人生价值:"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1921年曾经出版《朱执信集》两卷本,1926年,《朱执信文抄》出版。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执信集》
孙中山:在1898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开始关注社会主义问题。
留日学生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日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直至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广泛传播开来,为什么?
一是工人阶级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阶级基础)
二是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思想因素)
三是第二国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国际因素)
(二)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
1、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陈独秀: 1919年4月,他在《每周评论》第18号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称赞十月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920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秘密,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前途。随后,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更明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译作,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论文。
杨匏安:1896--1931,广东省香山县破落的茶商家庭,父亲早逝。有诗词才华,做小学教员,反对学校腐败,被诬告入狱。出狱后,远走日本,接触了共产主义。1917年回国。开始了在中国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被称为中国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李大钊并称为“南杨北李”。1919年11月,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观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2、组织团体,研究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有两个主要任务:
①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② 为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会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政治学术团体。这一时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研究社团还有湖南的新民学会(毛泽东);天津的觉悟社(周恩来);湖北的利群书社(董必武)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3、出版译著,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极为重要的。此外,先进知识分子还利用学校讲坛和各种纪念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都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这次纪念活动是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标志,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很快形成规模空前的思想运动,绝不是偶然的。
• 十月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榜样作用;
• 中国的仁人志士自鸦片战争后一直在寻找国家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获得了胜利,犹如黑夜里的指路明灯;
• 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进一步发展,经过五四运动走上了政治舞台,战斗的工人阶级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 日益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专制的精神禁锢,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文化氛围。
(三)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从1919年7月至1920年,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思想交锋。
第一次,“问题与主义”之争。核心——信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宣扬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李大钊认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手段必须是革命。
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核心——道路:双方就中国采取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展开论战(张东荪、梁启超),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
第三次,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核心——政权组织: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解决了中国革命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李大钊——区声白、黄凌霜)。
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树立了自己的优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确定了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