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包括：以民为本、仁爱孝悌、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勤俭廉政、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敬业乐群、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尊师重道等12个方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这个评述高屋建瓴，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优势。习近平在号召青年学生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时，特别突出了一系列传统美德的丰富内容。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一）以民为本

儒释道三家思想，从不同角度和立场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核心思想虽然呈现出不同差异，但在某些方面却有趋同的痕迹。比如材料中的三句话，道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主张的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佛家说:自渡只是小乘，渡众生才是大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普度众生。而儒家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了统治者在管理过程中，要有民本思想。三家学说观点表述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如何处理、摆正人与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等等。

世易时移，时代在迅猛发展。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伟大、英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领到全国人民走过了70多个春秋，在管理国家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法治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毫不动摇，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政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继承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创新者。贯穿中国共产党建党90余年的一条主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把“以人为本”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把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作为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民为本，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与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以民为本，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以民为本，又是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执政党必须忠实地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核心价值观，把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到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去。这就要求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管理思想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将会很快实现。

 

（二）仁爱孝悌

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形成了一种浓烈的家庭亲情，对家庭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孝悌之情扩展时“忠恕”，“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风尚。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但儒墨两家学说也有区别。孔子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有等差的爱。墨子则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强调爱无差别等级，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的平等的爱。“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学者几乎公认的儒学精华所在。

何为孝悌？孝，指还报父母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了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悌不是教条，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谈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相对的，并不只是单方面的顺从、尊敬。

儒家学说把孝悌之意看的位置很高，以至后来到了汉朝把孝悌之意看成是治国之根本，孝，顾名思义是孝顺父母，悌的意思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后来又逐渐发展，现在百度给出的解释：指还报父母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了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悌不是教条，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谈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相对的，并不只是单方面的顺从、尊敬。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所谓忠恕之道。具体内容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爱”还表现在：但求于己，勿责他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已，宽以待人；教儿宜严，待人欲敬；爱知其恶，憎知其善；善言送暖，恶语施寒，宁作君子，勿为小人等。

 

（三）舍生取义

舍生取义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代仁人志士当作评估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一直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义”即指精神道义，可谓天下合宜之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道德标准，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经过历代先哲先贤的诠释和演绎，“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今天人们所讲的“义”，主要是指合乎正义或公益。“利”，即利益，主要是指生命、金钱、财物等物质层面的利益，但也包括名誉、感情等精神层面的利益。而对于人而言，至高至大的“利”莫过于生命。

“义”与“利”，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相互对立统一的概念。“义利”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绵延未绝、经久未衰。“义利”之辩的实质，是指在“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之时，是选择“舍利取义”还是“舍义取利”，其实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反言之，在一定范围内，义与利是可以兼而得之的。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排斥对于正当利益的肯定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由此可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决不取不仁不义的“利”。“义”“利”虽然对立统一，但二者仍有轻重之分，而这一区分，一直被古人视为检验道德水准高下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德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君子应当重义轻利，而小人则往往重利轻义。孔子提倡“见利思义”，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因此，人的思想第一，道德至上。引申为，精神、气节第一。孟子在对待“生死”“义利”的冲突之中，高扬理性精神，提倡“舍生取义”，为了正义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由此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推到了正义人类的道德标杆上面，为世人所称颂。

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孕育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脊梁，培育了无数“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的仁人志士。他们在抵御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大义凛然、前赴后继，“甘洒热血写春秋”，为千秋万代所景仰。今天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人民的好儿女，为了人民幸福、祖国富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华民族更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奋斗，这正是中国人民永恒的价值追求！

 

（四）精忠报国

精忠报国“是士大夫”精神在岳飞这个优秀青年身上的一种投射，也是当时战争环境的产物。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侵略，还有奴役，还有非正义的行为的存在，只要这个世界上不诚信、不勇敢、不廉洁、不高尚等思想和行为的存在，“精忠报国”的基本内涵就永不过时，就永远是中国国民精神、主流意识、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家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岳飞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岳母刺字”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因为这个故事的历史记载较晚，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而且刺的是“尽忠报国”四字，后来的记载中才出现“精忠报国”四字，但二者在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精忠报国”四字不但最能概括岳飞一生的精神境界，也是他行动上孜孜不倦终生追求的最大动力，而且这四个字对此后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遭遇外敌侵略时，精忠报国这个“岳飞精神”就会成为反侵略的动员力量和战争力量，是中华民族非常珍贵的精神遗产。

比如，立下精忠报国志向的年轻人，一定会更加遵守义务兵役制的相关法律，在国家需要时，一定会积极入伍，保卫国家的边疆和领空，而不是逃避义务兵役制。比如具有精忠报国情怀的人，就会更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关心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和执行情况;在社会舆论的参与上，不做旁观者，就会主动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远离所有是非”的人。

在和平环境下，中国仍然需要“精忠报国”的岳飞精神，因为它也是现代公民精神的重要内涵，是孕育公民精神的的土壤之一。我们要继续认识、研究“精忠报国”四字中蕴含的积极价值观，让它为现实服务，让它继续作为塑造当代中国人崇高精神境界、让中华民族更加强大、文明、让国人生活更加富裕快乐的珍贵思想。

（五）勤俭廉政

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贪婪的欲望使人堕落，廉政的品质使人奋进。关于勤俭：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作“齐家”的训言；大学》有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勤俭节约，淡泊名利。苟能勤俭节约，必然少欲知足，少欲知足自然淡泊名利。《孟子》有云“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我党自成立以来进行的伟大斗争都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仁大义”为中心开展的。这种“大仁大义”构成我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宗旨要求党员干部淡泊名利，乐于奉献，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勤勤恳恳，克己奉公，始终以党的“大仁大义”为先。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我们要力行勤俭节约，对自身勤加检点，不争名，不逐利，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树立四个意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干出成绩，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奋斗终身。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现在所说的“廉政”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后来，廉政中的“政”有了政治层面的内涵。孟子认为：“（不义之财）可以无取，取伤廉。”阐明了孟子对廉与贪的道德价值取向。廉政，即廉洁政治，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敢于接受监督。

 

（六）天下大同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终极追求是实现“天下大同”，其关键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也是儒家“仁”思想的归宿。

第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即儒家思想倡导的“大同社会”。而此类“大同社会”中最关键的要素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将天下视作人类共有的，提倡“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该观点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高度契合，说明该理想社会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

第二，“协和万邦”的天下一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倡导的是国家友好交往、民众和睦相处。“协和万邦”思想出自《尚书·尧典》，是为了能够实现与各国间的友好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儒家思想“由家及国而天下”的发展路线内涵着对整个世界的济世情怀，中国的历史发展始终追求的是“天下一体”。

第三，“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天下观在“大同”中有着不同的体现，追求实现“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所追求的是条件完全相同的“大同”，认同矛盾的客观存在但不限制于矛盾，从而实现矛盾的互相融合，反映出相对统一的趋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同之道”既秉持着“和为贵”、又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在“和”的前提下承认“不同”，充满着最朴素的辩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对“天下为公”价值观与“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政治方面高度尊重各国民众自主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文化方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原则，在经济方面倡导“共享、共赢、共同发展”，以上种种无不彰显着“大同”思想的“公平正义”理念。“大同”思想不但从讲信修睦层面确保“公平正义”，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在积极履行“公平正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和而不同”的文化逻辑将所有国家凝聚起来。“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又有着世界性的价值意义，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创建在“和而不同”前提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文明的多元化，各种族及文明的存在不但不会对人类的共同发展产生影响，甚至会通过各种文明间的相互碰撞而产生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火花”。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惠及全球。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发表演讲的4年多以来，世界形势不断变化，国际挑战日益加大，人类社会面对着重重危机。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各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严重威胁全球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甚大，更加使人们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天下大同”观念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主要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逻辑、“天下为公”的价值逻辑、“公平正义”的治理逻辑；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协和万邦”的政治观、“义利合一”的义利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引领世界文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等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思想源于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辨”。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可事物的法则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孔子明确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命题。在《论语·子路》篇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作为君子和小人的个体来看，君子会汲取别人的有益的思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决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小人却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这叫“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命题提出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实践中和自己整理古籍过程中，不仅感受到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而且也体会到古今文化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现状以后，才把“和而不同”作为一个普遍法则提了出来。其意义就在于以宽容、平和的态度来对待百家争鸣和社会万象，通过多方接受不同的文化信息，来确定文化思想“和”的内核。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长盛不衰的契机。“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提倡在主导思想规范下的兼容并包、多样统一。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是中国古人对鹿、驼、龟、蛇、蜃、鱼、鹰、虎、牛等诸多动物，对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多种天象融合的结果。同时，它以地处中原的华夏集团“蛇”图腾为主体，兼容了其他地区一些别的图腾而形成超自然动物形象。所以。龙的这种形象不仅昭示着最初氏族文化的各异。而且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而且体现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天、地、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承认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性，使得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之间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有容乃大的气派对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加以容纳和吸收。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但在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事实证明，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和平台，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并存、不同文化之间交融的今天。我们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才有利于更好地培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

 

（八）敬业乐群

敬业，就是忠于职守，认真干好本职工作。乐群，讲的是在从业中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达到人际和谐。敬业，包括艰苦创业、勤俭守业、认真务业等具体内容；乐群，包括爱群、善群、利群、合群等具体内容。研究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很有造诣的大师们，把“敬业乐群”四个字诠释为：“专心事业，乐于使众人得益”。也就是努力钻研业务，一心一意做好本职工作，心甘情愿地多干利国利群的事情。

“敬业乐群”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古代，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医德等诸多方面。这些世传的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和大浪淘沙，成为我们伟大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代代传承，代代光大。它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从历史文化源头发掘传统美德的精华，充分发挥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昭启后世，有益子孙。

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敬业乐群”属于职业道德范畴。在长期的道德实践活动中，他们把职业道德总结归纳为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和医德八大类。政德，即为政者的道德，亦即官德；武德，就是为将的职业道德，亦即兵德；士德，就是古代读书人、知识份子的道德；民德，就是平民百姓的道德；商德，就是商贾的职业道德；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艺德，就是从艺人员的职业道德，亦即工德（百工之德）；医德，就是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在中国古代，无论哪个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其核心内容都是“敬业”与“乐群”两个方面。

古人关于“敬业乐群”的思想和精神，传承了几千年，不断发扬光大。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必须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加强党风和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九）诚实守信

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就是内诚于已,诚实无欺,诚实做人,诚实做事,事实求是;“信”,就是外信于人,有信用,讲信誉,守信义。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小到为人诚实,不说谎,大到对事业,对祖国的忠诚,诚信二字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早已融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论语·子路》中: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语录。古人生活中不乏此例。如:西周时周成王其父周武王死时,他尚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正。周成王小时候,有一天他对弟弟叔虞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周公听说此事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呀!”周公之言,令成王深感有理,就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这就是古人说的“君子无戏言”。对人守信,对事负责是诚信的基本要求。恪守信用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即表现为一种积极负责的态度。“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是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为人诚实,言而有信,能得到别人信任,也是自身道德的升华。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贯信守“以诚为本,以信为先”。推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文明,树立诚信理念,崇尚诚信精神,把诚信做为社会的共同操守,使诚信与公平正义一起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诚信是金,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人不可缺少的道德行为准则,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个人和企业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个人失信,害人害已;企业失信,导致危机破产;政府失信,则德治难行,权威不立。故诚信是和谐社会的桥梁。

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对人对事高度负责,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从祖国、集体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利益为重,着眼长远利益,处处维护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不损害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认真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遏制自己不合适,不合法的私欲。决不能因小失大。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做到严格遵守社会公德,遵守法律,以法律已,以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诚实守信,传承文明是我们的责任。只要人人诚信,事事诚信,人们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更加温暖,更加和谐,更加安宁。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就会更加蒸蒸日上,灿烂辉煌。

 

（十）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无休止的运动，相应地，人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不可懒惰成性。

自强不息体现中国哲学动态宇宙观与人生观相统一的文化特点。人要培养自身的文化自觉，善于把握事物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孔子赞“刚毅自强”，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圣人；孟子从反面强调“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即在漫长道路上追寻真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精神，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生态度，显示出中国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自强不息，进德修业，永不停止，体现了中国哲学把动态宇宙观与进取人生观相统一的文化特点。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传承不断的精神支柱。众所周知，尼罗河中上流的神秘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富庶的古印度文明，都早已湮灭在历史的进化长河中了。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持续不断地延续到今天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一个人若想有所作为，自强不息是必须具备的的个人品性；一个国家若欲强大兴盛，自强不息是不可缺少的民族精神。近代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试图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一次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通过革命的实践，经过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逐步的到达了自由王国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丰厚土壤，革命文化包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都贯穿着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奋发图强，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生机，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自强不息是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当今世界局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特征日益突出。纵观国内形势，战略机遇期与改革攻坚期叠加、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新时期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精神，它是凝聚和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与时俱进，赋予新时代自强不息精神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定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统一。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理想，始终没有离开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实现最高理想，是实现共同理想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目的。理想信念就是人们精神上的钙，不可缺失。二是敢于担当历史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不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是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需要我们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各族人民要牢记使命和责任，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三是要坚守执着。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考验，必须保持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戮力同心、不懈追求、接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一）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出自《易传·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学术界对这句话虽有不同的具体解释，但最终认同的意思却相差不多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载育万物和生长万物。所谓“厚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首先是指一切人。“人”与“物”可以联用，称之为“人物”。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也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有厚德。做人首先要强调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增加了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才能成为君子，才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亦才能够关心人、爱护人，以正直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兼容并蓄。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几乎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而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诸种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乐善好施；要有道义感，见义勇为；要有道德操守、讲诚信；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见利思义；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以及热爱祖国、关心他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等品质。一个内心缺乏道德精神或道德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横流中随波逐流、腐化堕落。欲立事，先立人。培养良好的道德人格，不仅有益于个体的自我完善，而且有益于人生价值的实现。

“厚德载物”有利于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源泉。只有精神的充实和道德的追求，才能体验由内而外的快乐与幸福。儒家推崇的“孔颜乐处”就使人在道德实践中体会真正的充实和富足。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使中国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现实社会中，当传统道德被市场经济冲击时，功利、庸常、浮躁成为一些人的生活写照，物质生活提高之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一种精神追求的乐趣。道德能够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感受到人际和谐和受人尊重的欣慰。“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有此修养的人，才会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助人为乐、勇担责任。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了有效协调的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概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和谐、协调的深刻认识，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就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厚德载物”塑造了中国人博大、宽厚、务实的道德心灵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睿智、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象。当今社会，虽然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日益更新，但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二）尊师重道

古语有云：“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何谓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何谓师道？伦理道德也，大道也。道之所存，即师之所存也。

《吕氏春秋劝学》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疾学在于尊师。说的是要很快学到知识，重要的是尊重老师。在我们求学的道路上，老师永远是奉献的代名词。老师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教师把整颗心都掏给了学生们，他们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最光辉的事业——教书育人。孔子学徒三千，每一个都对老师倍加尊敬，为了感恩，他们四处奔走，传播老师的仁政思想。老子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说的也是学生尊重老师的必要性。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标志，其本质是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把“教”与“政”视为同等重要,主张实行礼义教化。荀子将君师并称,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唐代的韩愈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认为只有尊师重道,整个社会才能按照“道统”的方向顺利发展.宋代的苏轼说：“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认为教师对于发展文化,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尊师重道在近现代更加得以发扬。毛泽东、李大钊、刘少奇、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尊师重道的典范.他们身为领袖人物,对自己的老师们执弟子之礼；他们博学多才,仍虚心好学,以长为师；他们不仅重视学业的进步,更重视自己品德和意志的修养。

古往今来,尊师重道,已成传统,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确立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国家决定从1985年起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法律手段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对中国牢固树立尊师重教、尊师敬长的良好社会风尚将起到重要的稳定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