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以死相殉，反又去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一切，人民到现在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难道他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

【评析】

这里，孔子与子贡谈论的是“管仲不死君难'是否为仁。子贡认为，管仲不能算仁者，甚至连忠臣也算不上。但是孔子并不这样看，他说管仲虽然没有为国君而死，但他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让社会战乱稍安，百姓安居乐业，对历史、对国家、对人民贡献巨大。不仅如此，管仲的恩德还泽被后世。如果管仲当时追随公子纠死掉了，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在与子路的谈话中，孔子对召忽的死并未加以贬斥，当然也没有说死于君难就值得赞赏。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一个人生也好，死也好，这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如何使这种选择更富有意义，更有价值，才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有的人活着，为非作歹，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他们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价值，死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还有些人他们可能选择了生，也可能选择了死，但是无论他们作何选择，其生命都更具有价值。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既然生与死还可以选择，那么为什么不让生命更有价值一些呢？ 

司马迁忍辱而生，为我们留下不朽的《史记》。司马迁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学习刻苦，10岁习诵古籍，师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20岁时就游遍大江南北。任郎中后，司马迁又出使巴蜀，考察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并随武帝出巡，游历四方。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撰写一部传世史书。司马迁42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同僚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而获罪人狱，并以“诬上罪'定为死刑。司马迁被人误解，痛不欲生，本欲引恨自裁，但因《史记》尚未完成，才接受腐刑，忍辱求存。出狱后，司马迁受任中书令，为的就是方便参阅朝廷收藏的大量史籍，便于撰写《史记》。后人多对司马迁的行为表示不解，但却不明白他的苦心。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向好友任安倾诉了衷肠，他说自己对朝廷之事已毫无兴致，昔日铭心之辱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君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下发背沾衣'。自己之所以选择“隐忍苟活”，是因为夙愿未了。我们说，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他当时选择了死，就没有《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问世了。恰恰是他屈辱的生，发挥了生命的最大价值。

文天祥选择的是死，而他的生命因为这个选择而更有价值。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侵，1274年秋，元军逼近宋都临安，宋帝下令官员兴师勤王。文天祥积极响应，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勤王军”，与元军展开搏杀。由于当权宰相陈宜中对元兵妥协，元兵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276年，文天祥以右丞相身份和元军谈判，但被元将伯颜扣押，并遭到元将的威逼利诱，但他毫不动容。到江苏镇江时，文天祥趁机脱逃，历尽艰险重归朝廷。之后，他又外出招募军队，向元军展开反攻。由于他所组织的军队没有战斗经验，最终被元军击溃凵278年，文天祥因叛徒出卖，冉次成为元军俘虏。路过零丁氵羊时，他写下了'认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宋亡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历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无比佩服他的气节，亲自劝降，文天祥依然守节不屈。元世祖无奈，只得下令处死文天祥。面对元廷淫威，文天祥没有屈膝投降，而是慨然赴死。他以自己的死，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人生丰碑。他死了，但是他的气节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他的死，可谓重如泰山。 

因此，不论我们如何选择，不论我们是否可以选择，都要让生命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能为人民、为社会做些什么，那么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