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

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下有一条美丽的小溪。这里水流湍急，是大马哈鱼一年一度溯游而上，回到上游产卵的必经之路。同时，这里也成为了钓鱼爱好者的理想渔场，每年因钓鱼给大马哈鱼群带来的灾难性损失，据说是自然损失的好几倍。于是瑞士政府在河边立了块牌子，上面用各种文字写着：“禁止在此钓鱼”。可是，问题来了，不可以钓鱼，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捕鱼呢？于是就有当地居民在浅滩处设网捕鱼，据说每天都能满载而归。政府不依了，说这违反了法令，可捕鱼者也振振有辞。说你只说不可以钓鱼，没说不能捕鱼啊。官司一直打到瑞士的最高法院，法官认为：禁止钓鱼是为了保护大马哈鱼群不受自然力以外的侵袭。而捕鱼对大马哈鱼群的威胁远甚于钓鱼，故禁止了一切对大马哈鱼的捕捞活动。捕鱼者还被判了监禁。

法律视角的解读与法律智慧的体现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刑事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什么叫“明文”？是要罗列所有的可能案例情形吗？当然不是，也不可能。立法只能高度抽象地概括出该罪的核心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至于条文与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之间的缝隙，需要法律职业者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来“缝补”，从而得以适用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社会案例的出现，法律职业者为实现正义，甚至需要从立法精神上去诠释法律。对于英美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在法官的职权范围内，享有“自由心证”和“类推”的判案方法，法官可以直接依据自己的正义观念和对立法意图的理解来判决案件。

柏林墙

在柏林墙推倒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希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在墙倒后对他的审判中，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施行命令的人，基本没有挑选的权利，罪不在己。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施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心。当法律和良心抵触之时，良心是最高的行动原则，而不是法律。尊崇性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绳。” 良心是人行动的终极原则。

法律视角的解读与法律智慧的体现

这个故事，首先告诉法律职业者不应僵硬地理解、执行法律，法律背后有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底线是不能逾越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在那个万不得已的局势下，打，但应当故意打不准——不把人家打死，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也是最高境界的良心。任何人都不能以“听从命令”为借口，去跨越道德伦理的底线。这就是“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就必需承担罪责。

孔子批评弟子

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条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

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孔子说：“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孔子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而且如果他们求国家给一点点补偿的话反而被人唾骂。很多鲁国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