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难免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在死亡面前，快乐和哀愁都失去了意义，因此，体验死亡，能提醒我们把握好生活的每一天。生前告别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物了，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电视电影里，生前告别或者说生前葬礼，都已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生前告别在港台地区又叫“生前丧礼”，在日本称之为“生前葬”，生前葬在日本业已成为殡葬服务中的一个项目。但是，为什么要进行生前告别，即便是一些举行过类似仪式的人，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丰富含义，他们只是这样做了。生前告别作为一种殡葬礼仪，它本身具有生死教育的功能，“生前告别仪式”可以看作是“死亡教育”的一种，也是人们准备死亡的一种方式，值得尝试和推广。
生前告别的策划就是要突破当前的一些死亡禁忌，提醒公众直面死亡，为生死教育作一个引领和示范。第一，直面死亡，而不是回避死亡；谈论死亡，而不藏匿死亡；接受死亡，而不是拒斥死亡，这是生死教育的基本理念。第二，从生死教育者自己做起，身先士卒，打破死亡禁忌，为死亡提前作好准备，理性安排后事。这不仅仅是说教，而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生活实践。
生前告别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生前告别是一种死亡的准备与练习，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有意义有必要的。第二，生前告别是一种生死教育模式，它对当事人和参与活动的人有直接教益。
作为死亡准备，虽然没有人可以说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但在有生之年准备好死亡，安排好相关的事情总是非常必要的。举例来说，我们国家许多老人都没有立遗嘱的习惯，也不愿意提前交待好后事，这种情况的后遗症是非常明显的，遗产纠纷、丧事如何办理，这可能在子女那里引起不必要的分歧，甚至引起家庭和社会矛盾。再比如，得了不治之症或昏迷不醒，到底是进行抢救，还是放弃治疗，这些事情本可以在清醒的时候做好决定和安排，而不是等死到临头了才慌乱无措。
死亡准备当然不限于以上具体的事件，它还涉及时间、空间、心理的准备，医疗丧葬的安排等诸多事情。这种预演，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假如真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亲属应如何安排时间；对于当事人和家属，心理上和事实上是否做好接受死亡到来的准备，在特定的身体条件下，如何安排医疗与后事等问题。死亡准备涉及心理、身体、社会关系、法律人情等各方面，生前告别把这些事情都拉到人们面前，逼我们不得不思考和准备。
生前告别作为生死教育的一种方式，具有独特价值。这种看似有点不通情理的做法，令人悲伤和痛苦，但它对于当事人和见证人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从网上收集的生前告别案例来看，从本世纪初起就不断有生前告别的新闻出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比如台湾作家曹又方、贵州的林福溪、东北姑娘王越，他们大多是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生前告别是一种人生的辞行，是一种诀别。从他们生前告别的效果来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参加活动的亲朋好友都印象深刻、深受教益。到场的人对活动本身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当然，除了绝症患者外，还有一些出于生死教育目的而举办的生前告别活动，比如八宝山公众开放日的“靳中学”生前告别，清华大学路桂军教授的生前告别。因此，生前告别可以有许多不同形式，出于不同目的和对于不同群体，生前告别的意义不尽相同。
生前告别对于殡葬从业者来说，有巨大的文化和服务空间可以挖掘，比如像日本同行一样开发出“生前葬”相应的生命文化服务项目。
基于生前告别的教育意义与死亡准备功能，打通安宁疗护、缓和医疗与殡葬之间界限和隔阂的效果，生前告别的推广空间与需求是巨大的。生前告别的实践可以衍生出更加完备的流程与模式，为人们的死亡准备和生死教育提供更好的契机。
案例：
2021年3月27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协商、筹备和整合，中国内地公开的、影响较大的、健康人的生前告别仪式在北京社会职业管理学院生命文化学院举行，而这场生前告别仪式的主角就是国内著名的疼痛科医生、生死教育专家、安宁疗护专家路桂军。路医生的这个活动从概念到筹备策划，再到具体工作分工，笔者几乎全程见证并参与，因此，可以对这个活动的目的、过程、反馈等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反思。
作为一名医生，跟其他医护人员一样，路桂军见过许多死亡事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作为北京首批安宁疗护示范基地之一，路医生所在的安宁疗护病房更是死亡事件的聚集地。因为长期关注安宁疗护与终末期病人的生命质量问题，路医生发现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生死问题总是核心问题。处理围绕生死问题产生的各种纠葛，成了他和团队的工作重心之一。他发现，进入最后阶段的病人，如果能够有很好的死亡认知，对死亡的态度比较积极，那么病人及家属就有可能获得最后的安宁和平静；反之，如果人们拒不接受死亡、无法面对死亡，那么病人临终前往往会受到各种心理的、身体的折磨，病人家属的生活也会被搅得鸡犬不宁、痛苦不堪。因此，为了病人走得安详，家属安心，医患和谐，那么最后一程如何送走病人，安抚家属，疏解各种纠纷困扰，就需要结合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理念进行深层心理干预和心理建设。
在多方同道的支持和帮助下，路桂军医生的生前告别仪式如期举行，在活动过程中，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栏目组进行了全程跟拍。节目组与我们商定，本次活动宣发定名为“我为自己办葬礼”，节目在清明节期间播出后，迅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路医生生前告别现场和真实的葬礼并无二致，“遗像”“遗体”（路医生在哀悼告别环节躺在棺材里）、鲜花、挽联等现场布置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就是：似乎路医生真的离开人世了。告别仪式结合了路医生的个人生平和喜好，知名导演对葬礼进行了精心编排，添加了代表路医生不同人生阶段的独白与诗朗诵，引进了他平时喜欢的音乐和舞蹈。其中，最真实的还有家属近亲到场，迎客致辞。总之，现场都是假设路医生离开人世，大家都是来送他最后一程的。
告别活动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告别式与哀悼环节，其中以学者和家属的致辞为主，路医生的亲朋好友四十多人出席活动，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医院、殡葬机构等，其中有十一人相继简短致辞。第二部分是研讨会环节，告别和哀悼环节结束后，路医生重新回来，分享体会，并向现场专家就活动本身的感受和意义进行了分享和诠释。告别活动持续了一个上午，时长远远超过真实告别的时间，内容也远比真实告别会丰富。
在这个活动中，并没有因为是生前告别，所以没有告别的意味，恰恰相反，眼泪是路医生亲属、学生、朋友最能说明问题的的反应。人们的不舍、悲伤、感动难以掩饰，有的人甚至泣不成声。很明显，应邀参加活动的人都是对路医生非常熟悉的人，大家深知路医生的为人，也对他的人格和事业非常认可，自然是舍不得他离开的，也必定充满悲伤。在经过哀悼告别环节后，路医生重新“复活”，来到研讨会现场参加后面的研讨活动，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