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与启示：自由促进财富是有条件的

经济自由自然而然地促进财富增长。这是斯密学说的主旨，也是所有古典经济学家的信念。当时的西欧政府差不多都成为经济自由的追随者，即使德国这样的主张贸易保护的国家，在国内也极力推动经济自由。它们废除沿袭几百年的重商主义国家管制条例、撤销道路关卡（据说，在1685年的德国易北河运送物质，比如60块木板，从萨克森到汉堡，沿途需要向各个收费站交纳费用，价值相当于54块木板，结果，运到目的地的仅有6块木板）和禁止形形色色的行会阻隔；对外贸易的各种保护条例也相继撤销或放宽。政府的经济自由政策，带来了西欧新一轮的财富增长。英国在1824年废除了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贸易管制法令——《谷物法》，并迎来了英国经济“二十年的黄金增长期”。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西方的广泛关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90年代访问中国，在深圳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只是给了中国农民一点自由，中国的经济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看起来事实是如此。“联产承包制”允许农民完成承包田任务后自由经商和跑运输，或从事个体生产，由此推动了农业、小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进而导致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等众多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一步步走向繁荣。

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实验却是不成功的。它们希望经济自由给非洲带来财富迅速增长。要保证经济自由首先要有政治自由。所以，西方国家以政治自由为条件给非洲政府经济援助。30年过去了，受西方援助的国家陷入内乱之中，经济没有什么起色。倒是中国近十几年来与非洲国家的平等互补经济合作，与之合作的国家的财富开始出现长期增长的势头。再者，现在看来，中国的经济也并不是没有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甚至出现普遍性的欺诈行为，它们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已开始显露出来。

其实，经济自由促进财富增长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健全而得到有效实行的制度环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确实可以通过平等、公平的交换，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条件是，他没有其他途径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比如，他不能通过造假、欺诈、抢劫、串谋等来实现。西欧社会废除的，是种种禁止人们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致富的法规政策，没有废除打击犯罪、保证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等法规政策。英国在1281年就通过了《大宪章》，它规定，英国的国王必须在法律下行使权力；还规定，不经过议会通过，国王不能剥夺他人的财产，确保人们拥有财产安全的权力。英国1536年的法令规定，“身体健康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第三次被发现将被处以死刑；1547年的法令，对那些拒绝工作的人们将被判给揭发他们的人做奴隶；1509～1547年，英国有7～200个小偷被绞死。

这些说明，像英国（包括整个西欧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实行经济自由之前，早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人们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致富，所以，经济自由能促进财富增长。而像非洲那些国家，大多脱离原始部落社会不久，处在一种草创国家制度时期。非洲国家在没有制度环境下追求经济政治自由，必然会群雄竞争，无法无天。

所以，我们说，不能无条件地宣称经济自由促进财富增长，只有完善和得到有效实行的制度环境下的经济自由，才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