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王莽被杀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刘姓宗族，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

刘秀披上帝袍之后，马上转换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势力。政策的动刀之处，还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刘秀为了杀一儆百，处死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歙，其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求情，刘秀不准。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根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财阀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史家唐长孺认为:“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10]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11]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