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文学风格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萧红的文学特点

文体特征
       《商市街》初版封面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语言特点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思想特质
      《生死场》初版封面萧红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认为作家是超阶级的，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萧红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萧红能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萧红创作之初确实接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而女性更为常见，女权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萧红的创作与流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又有着很大差异，她的阶级观念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强势与弱势的对立。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 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从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或许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离信仰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