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等。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1785年8月30日，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中。

14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中进士前，于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中任幕僚四年。

1811年2月林则徐第三次上京应试，考中进士，开始了独立的官宦生涯。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归咎于林则徐，将其流放新疆伊犁。

1846年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

1849年10月，林则徐因病势加重，辞去云贵总督之职回闽治病养老。途经长沙时，经人推荐在舟中招见了二十多岁的左宗棠。

1850年11月5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行至潮州，吐泄交做，22日在普宁县行馆，溘然长逝，谥号“文忠”。

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林则徐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将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进行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入湖水冲入海中，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至此，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贸易就完全停止。七月间和九月间英国军队和军舰与中国军队和水师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开始发生冲突，结果由于英军数量较少，数次失败，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更加滋长了道光皇帝的高傲和头脑发热。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亲自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十七页。)林则徐原准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该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到十一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　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一八四０年一月五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林则徐禁烟的“严禁策”主张，造成的其结果是：表面上虽然禁止了鸦片走私贸易，但实际上是造成中国与外国整个贸易的停止，外国通过“鸦片”敲开的中国大门又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从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鸦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侵害，从维护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应该是一个“爱国行动”。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从中国长远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古老和封闭与专制最长最大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民众的交往，包括西方国家的交往，而当时西方正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中国更需要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还需要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制。但是，中国当时的封建与专制君主心里明白，大量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涌入，这就意味着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与专制体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道光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以道光为首的拥有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清政府，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也就促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争端开始由争端发展到战争。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销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

1.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基本上符合当时道光皇帝推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

满清王朝尽管也有“康干盛世”，但对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表现的更为充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与当时发展的世界显更为落后，为了防止民众更多的了解世界，嘉庆和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政策。尽管当时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有损害作用，也影响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道光皇帝禁烟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这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鸦片"来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直接影响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也完全是奉道光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林则徐所谓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道光皇帝的旨意任何满清大臣也都不会有如此的胆量，退一步来说，如果禁烟运动仅仅是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所致，那幺这种“爱国之心”也只能是道光帝的旨意而已。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道光皇帝的闭关销国政策的作用。

2.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

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与英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中英贸易，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结果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实际上是在做“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都被倒了出去”的错误。

3.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由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样中英关系就由原来“贸易争端”变成了一场“贸易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开始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之间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本来中英贸易完全可以采取相互竞争和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即便严禁“鸦片贸易”，但也不需要在两国民众之间发动战争，但由于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解决贸易争端，而且带来双方的战争。实际上中国自一八四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猖獗。

4.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了中国的民族排外主义

世界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自己长处，不同的民族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但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高于别人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民族排外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几千文明历史的古国，自然也有许多的长处，从十五以后，中国的发展显然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十八世纪当欧洲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本来国内的一些守旧分子时时都在寻找借日，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当时国内民族排外情绪的增长。

林则徐的激进“禁烟运动”中断中英贸易的作法，尽管对于维护当时的满清王朝的闭关销国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贸易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战争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一八四０年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四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六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鸦片战争尽管以鸦片为起因，但是双方却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明程度，英国政府是当时世界文明较高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广东，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1.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2.促进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０镑，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０四七六五００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０五００镑，一八五六年上海，广州，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０包，一八五０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3.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4.带进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