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重点：情境和剧本人物胚胎的关系

·情境为剧本人物胚胎的个性呈现提供了条件。情境中可以有偶然和巧合，怪异和变形乃至“场面的直喻”，无论情境的设置是“家常平凡”还是“新奇”，都只是假定性的程度不同而已。对情境形态的判定标准只有一个，即假定情境是否和人物胚胎的潜在的个性必然性相契合，是否为剧本人物胚胎的个性情感生命的呈现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假定性的情境对剧本人物胚胎的潜在个性的潜在必然性，只是提供了一个规定的情境。这个规定情境，使剧本人物胚胎潜在的个性的必然性显示出多种多样，丰富多姿的样态。

假定性是所有艺术的固有本性。情境作为戏剧的形态结构，其本性无疑也是假定性的。由于情境是剧作家幻想、虚构的产物，所以，它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接近生活的自然形态，也允许由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构成，可以是怪诞的，甚至荒诞的，甚至是场面的直喻。无论情境的设置是如萨特所说的普遍的情境亦或极限的情境，还是如萧伯纳所说的“家常平凡”还是“新奇”，都仅仅只是假定性的程度不同而已，它们本身的价值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一定要用优劣来确定情境的形态，并以此来判定一个剧作家是否“重要”的话。那么，对情境形态的判定标准只有一个，即情境是否和剧本人物胚胎潜在的个性必然性相契合，是否为剧本人物胚胎个性情感生命的呈现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如果契合了，情境就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可取的。而一部剧本之所以能“把我们的心刺得生疼”，能从心灵深处打动我们，使我们看到生活的“希望”和“远景”，也不在于情境本身，而在于特定情境中自满自足的丰富的个性生命。从这个角度而言，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剧作并无轻重之分，尽管他们的剧作在呈现的情境形态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人们从他们作品中所汲取的情感力量和思想启迪却是共通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艺术追求是相同的，那就是——独特而丰满的个性生命。而这都是在剧本人物胚胎阶段建构好的，在假定性的情境中让我感受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萧伯纳评价易卜生和莎士比亚到底谁更重要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定性的情境对剧本人物胚胎的潜在个性的潜在必然性，只是提供了一个规定的情境。这个规定情境，使剧本人物胚胎潜在的个性的必然性显示出多种多样，丰富多姿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