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重点：中国戏剧理论研究的主流及成因

·中国戏剧理论研究分两条线路：外部研究和部研究。从中国戏剧理论建立至今，外部研究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内部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中国戏剧理论研究系统性的开山之作。胡适不是把易卜生当做艺术家而是当社会改革家请进来的。他引进易卜生的作品，是社会变革的需求和工具的需要。

在中国，戏剧理论的研究分为两条线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主要是研究戏剧与其他学科如政治、道德、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关系。因此，延伸出了一些研究的学科，如戏剧人类学、戏剧心理学、戏剧民俗学等等。内部研究，主要是对戏剧艺术自身进行研究，研究戏剧的本体，戏剧的形态构成及形式结构等等。

从戏剧理论建立开始，中国居主流地位的、主流方向的研究，一直是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

中国真正的比较系统的，成纲领性的戏剧理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先生提出并确立。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对中国戏剧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山性的。

理论总是和创作实践相辅相成。二十年代在胡适的引领下，出现了问题剧的创作潮流。欧阳予倩、丁西林、洪深、陈大悲、汪仲贤等戏剧前辈，创作了一批反映爱情婚姻、妇女解放、劳动生计、伦理道德、教育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剧。

当然，20年代也有一些内部研究，对戏剧自身规律进行了研究。代表人物有宋春舫、余上沅、向培良等。宋春舫在《中国新剧剧本之商榷》中，指出“戏剧是艺术的而非主义的”，余上沅在《国剧运动·序》中指出，戏剧应葆有自己作为艺术的“通性”和“纯粹性”，不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学对象，也就是社会表面的问题上。向培良则指出中国问题剧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把思想当作剧本”，而这个弊端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仅仅局限于社会领域而没有根植于个体的精神领域。

“五四”问题剧是中国20年代的主要戏剧类型，30年代的左翼时期和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主导中国剧坛的主要是宣传剧和政策剧，五六十年代“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提出以后，创作的大批戏剧作品中，既有宣传剧，也有政策剧，它们是“五四”问题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演进和变异。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国剧坛又掀起了问题剧创作的高潮。它们与“五四”问题剧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由于不断强化的社会（政治）功利，中国话剧走上了一条特殊的路线：一条为社会革命服务，为不同时期政治服务的路线，从而一步步远离了戏剧艺术本体。

虽然，我们今天重新去审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理论以及他指导下的“问题剧”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由于特定的时代、历史等等的原因，“易卜生主义”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戏剧方向和戏剧路线，中国戏剧创作的主流传统也就是问题剧创作传统，一直到今天，基本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