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散发着现代气息，放射着Light(光)、Heat(热)和Power(力)的国际大都会，号称“世界第五大城市”，并被誉为“东方巴黎”。它是当时许多向往现代文明的青年文学家所倾慕的地方。

1929年2月，23岁的陈伯吹来到这座布满霓虹灯光的大城。然而，大上海是那么大，而陈伯吹却那么小。他不是怀着发财、冒险和寻找刺激的梦想而来的，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生路，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命运寻找一块小小的空间。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和二弟都已去世，三弟当学徒尚未满师，上有年老的母亲，下面还有妹妹和两个正在念书的弟弟，全家的经济来源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来到上海，一文不名，而只有一支笔。于是，他只能靠写作、投稿，换取有限的一点稿费来维持全家的生计。

他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地理课教师。像法国那位写《昆虫记》的贫穷的生物老师法布尔一样，他并不满足自己仅有的那点学历，于是又报名参加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这样，他在上海总算有了一点立足之地。上午他在幼师学校给学生上课，月薪只有14元；下午就到大夏大学当学生听课；到了晚上，就躲在幼师所在地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园的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宿舍里，彻夜笔耕，常常写到“不知东方之既白”。

为了挣钱养家，一开始时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他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投稿，却得到了该刊主编、著名作家郑振铎的一个忠告。郑振铎做过《儿童世界》主编，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那样前途会更广阔。这是一个决定了陈伯吹此后人生方向的忠告。陈伯吹欣然接受了。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笔下的“林中的道路”：“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从此以后，陈伯吹就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的命运，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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