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

陈伯吹用一支红蓝铅笔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社会、创造生命价值的工具和武器，从1929年2月起，他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担任教职长达10年。1930年起，他为北新书局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同时还为小学生编写了《小朋友丛书》等儿童读物。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了疯狂轰炸，致使这座大都会的经济、文化、民生设施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书刊出版业也没有幸免。当时，雄霸上海滩书业的商务印书馆损失最为惨重，不仅收藏繁富的中西文图书馆毁于炮火，印书馆的印刷设备也几乎瘫痪。

那一段日子里，陈伯吹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握得紧紧的，奋笔创作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华家的儿子》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里的“华儿”是在屈辱中奋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唤醒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小学生》杂志连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它不仅是陈伯吹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一些学校里，这本书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补充教材。除了《华家的儿子》，陈伯吹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写出了他的另外两本童话名篇《阿丽思小姐》和《波罗乔少爷》。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书刊出版也百废待兴。从1934年起，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主编《儿童杂志》、《儿童常识画报》、《小小画报》三种杂志，同时还和儿童书局的同事一起，编辑了一套有两百本之多的《儿童半角丛书》，120本《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等。童话大师安徒生在自传里说到过，他青年时代为了童话而付出的努力，“就像一个山民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开凿石阶一样”。陈伯吹也是如此。在忙碌而沉重的编辑工作的同时，他又在1940年至1941年间攻读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课业，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上海这座最后的“孤岛”也随之沉没了。1942年10月，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了上海，辗转到达四川北碚，担任北碚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编审，负责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当时，中华书局也搬迁到那里。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杂志，从1922年4月6日创刊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被迫停刊，每期都发行5万多份，一直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首。不久，陈伯吹受聘筹备《小朋友》杂志的复刊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这本在中国儿童期刊史上资历最久、影响最大的杂志，终于在1945年4月1日又跟广大小读者见面了。陈伯吹担任了《小朋友》主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之中，编稿、写稿、审稿，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描画着他生命的全部色彩。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仍然主编《小朋友》杂志。1947年又兼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感到，中国儿童文学的春天来到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生的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学事业中。这时候，他仍然担任着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主编，同时还被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他在这些大学里开设了“教材教学法”、“儿童文学”等课程。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杂志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继续出版。1954午10月，陈伯吹调到了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这个时期，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如短篇小说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散文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等等，还经常到中小学校、青少年宫与孩子们座谈、交朋友，参加少先队员们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与国内外许多少年儿童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经常通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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