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州书风

唐代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唐代文学与其他传统艺术样式（如书法、绘画、音乐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既可以通过考察唐代文学来了解唐代艺术的发展，也可以通过考察唐代艺术来了解唐代文学。而唐代中州作家的艺术思想和他们的文学作品本就密切结合。传统艺术对唐代中州作家审美思想产生影响，同样，唐代中州文人的文学品味也渗透到了传统艺术中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人书法、文人画和文人音乐。

唐代文学书法艺术都达到了其发展的艺术高峰,二者之间又能融会合流,共同繁荣,其原因主要在于唐代国力的空前强盛,思想领域内的大力开放,科举制度的以诗、书取士政策,历代皇帝对诗、书的大力提倡,其他姊妹艺术同时繁荣的影响,以及创作主体所表现出的共同艺术精神。唐代不同地域的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贯穿了这种基本的艺术精神。 

一个地域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深刻影响着书法语言的表述方式。中州在唐代居于政治与文化中心地区，其文学体裁以政论性散文与诗赋为主。这样的文学体裁大都结构张弛，题材政治化与生活化相间，其语言方式较为自由朴实。从中州书法表现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情趣看,文学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呈显性的。中原书风形成地显著原因,有客观的自然环境，也有文学氛围、民风民俗等文化环境因素。中原书法崇尚碑版，历史上诞生了李斯、钟繇、蔡邕等伟大的书法家，书风重“势”，且雄厚朴实，是中国书坛上颇有影响力的书法流派。

书法在物化形态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受制造了该地域物化生活方式环境的浸润，引领着书法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趣味与此生活环境匹配，另一方面，书法艺术要在该地域为人们广泛接受，就要主动迎合人们的口味，贴近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原民风的质朴自然地便渗透到了书法艺术的血液之中，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形式与品格。

 一、河南八大书法景点

1.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褚遂良（596年-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书风吸收了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优点，用笔轻重虚实、起伏顿挫均富于变化，结体疏密相间，顾盼照应，章法缜密而气势流动。在创立唐代楷书新的风范上影响很大。

2.神笔王铎故居：位于中州名镇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老城村，是明清大书法家王铎的宅第。王铎明天启2年中进士，官至明礼部尚书，清加太子太保职位，遂建官邸。

3.白园诗廊：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修建的，此园依山而建，峰翠水碧，秀丽古雅。白园坐落于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琵琶峰上，占地44亩，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一桥飞架东西；宛若一道彩虹。

4.颜真卿墓：位于偃师市山化乡汤泉村的村口，村民称之为 “颜鲁公坟”。颜真卿墓北倚邙山，南坐洛水，墓长宽均为16米，墓前有明清石碑各1通。

5.张海书法艺术馆：位于张海先生的母校-偃师高中新校区内。占地近10亩，于2002年开始建设，一期于2005年4月16日建成开馆，总投资400多万元，2012年4月16日该馆扩建工程竣工，扩建后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目前馆藏各类艺术精品数百件，悬挂展出各类书法名作300多幅。河南省首个以个人名义成立的艺术馆。

6.新安千唐志斋：位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西北隅，是辛亥革命元老、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张钫先生所建，是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张钫先生酷爱金石字画，并广泛征集，在故宅花园“蛰庐”内建斋收藏，由王广庆命名、章炳麟题额为“千唐志斋”。

7.安阳殷墟：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8.少林寺:寺内建有碑廊，存有从唐到清如唐太宗李世民、徐浩、米芾、蔡京、赵孟兆页、董其昌、康熙、乾隆等历代碑碣作品。

二、中州书风溯源

由于唐代进入我国封建时代的高峰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带动文化领域内的全面繁荣,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而诗歌和书法的发展尤为突出, 几乎同时达到了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 成为各自发展史上的艺术高峰。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也成为非常自然的现象。诗人而擅长书法,书家而擅长作诗,诗人兼书家,书家兼诗人的现象, 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无论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看,唐代诗歌与书法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的完美程度都是空前未有的,这为诗歌与书法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其他姊妹艺术形式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形成更加完美 、更具有民族典型特征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并且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为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唐代思想界的开放政策，为唐代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大量出身中下层庶族地主阶层的文人士子，思想活跃，上进心强，而且摆脱儒教一家的思想束缚，可以相对自由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施展自己的才华，追求表现时代、表现艺术个性的共同艺术精神。他们在思想上或者偏重一家，或者儒道、儒佛兼顾，甚至数家兼有。在诗歌与书法这两种更为成熟的艺术形式方面，情形尤为显著。有杜甫、元结、白居易、韩愈等诗人，也有褚遂良、颜真卿等书法家。唐代文学艺术在中州呈现出蓬勃繁荣的格局。

 （二）唐代科举选士，以诗取士、以书取士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士子学习诗歌与书法的积极性。有唐一代，书家辈出。唐代对于书法重视的程度是以前历代都无法比拟的，从官吏设置到书法教育制度及人才的选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三省六部的下属各级机关大部分都设置有专职执掌书法一门的官吏，官职名称繁多，诸如主书、书置、书令史、典书、拓书手、楷书手等。像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史馆、秘书省等文史类机构，专职书法的官员更多。唐代国子监是中央教育机关，其下所属的六所官学之一的书学，即是培养书法人才的专门学校。国子监其他专科也要求学习书法。《新唐书·百官志》云：“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子林》、《三仓》、《尔雅》。”科举考试的科目从唐代开始有明字科，即通过书法专业的考试合格，即可授以官职。唐代文官铨试内容有四：身、言、书、判。“书取其书法遒美”。实际上唐代选士，甚至主要看其“书”、“判”，因此书法的重要性被视为第一位的。

 3. 唐代重视书法教育。唐太宗酷爱书法艺术，《宣和书谱》记载：“方天下混一，四方无虞，乃留心翰墨，粉饰治具。”特于门下省置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的大臣，不论文武，都可以到馆内学习书法，并将宫中所藏历代书法拿出，供人临摹。在皇帝的积极倡导下，举国形成了一股学习书法的热潮。而且，大量购置历代书法，对于保存和推广书法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李世民特别崇拜王羲之，特地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传论，以“尽善尽美”赞扬王羲之书法，并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名家临摹，拓赐大臣，使这一行书明集得传后世。唐代历代皇帝借弘扬王羲之书法掀起一阵规模宏大的崇王热，从而带动整个学习书法的热潮。

 4. 书法的文化基因来自于中原文化。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不能凭空产生的，“中原书风”来自于中原文化。中原是华夏文明的诞生地，《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书法的核心理念来自于中原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原地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如礼乐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学、理学等，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书法的灵魂寓所。书法艺术始终放射着中原文化的光芒，笔锋墨韵中始终体现着传统的文化要素，点画结构间始终映射着源远流长的哲学思辨。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正是中国书法始终追求与实践的标准。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说和宇宙观运用于书法，就是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自然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等，从审美心理到民族道统，构筑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5. 中州书风的审美倾向主要表现为正大雄强、厚重苍朴、开放兼容。中州地区除了传承“碑派”的风格外，还融合吸收了诸如秦隶、楚简、南帖的字理笔韵。写行书，却取诸北碑，上窥汉隶、巧妙糅合，恰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作楷书，却是借助魏碑的体势和唐楷的笔意来完成的，拙而不滞，开合有度；写草书，徜徉于诸多碑志间，于传统之外，别有天真烂漫之趣。中州书家往往能将甲骨的拙朴、金文的沉郁、魏碑的方严、旭素的狂放、颜徐的丰厚全部纳入胸中，会通诸体，浑朴兼备，体现着开放并包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