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禹锡与永贞革新
永贞
革新是中唐重大政治事件，以失败告终，造成了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刘禹锡是河南洛阳人，是永贞革新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一、永贞革新
我们首先要弄清整个政治事件的发展过程。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当时顺宗已患风疾，口不能言。王伓、王叔文在宫中辅助皇帝，很快安排好人选。韦执谊由吏部郎中提升宰相。杜佑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任副使。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这样，王叔文主决断，王伾主管往来传授，韦执谊负责文诰，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谋议唱和采听外事。《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人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
在顺宗继位不久，正月一个重大举措是一次停去十九人宦官的俸禄。二月，顺宗宣诏实行新政。诏书内容：一是大赦天下。二是举荐贤才。三是禁止宫市。四是禁买乳母。五是禁横暴。六是罢例外进俸。八抑制和打击方镇的势力。七是派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韩泰为行军司马，打算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兵权。除了顺宗诏书之外，三月出后宫三百人于安国寺。后来又出宫女加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
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百姓，但已经触动了宦官、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
由于这场改革弊政的运动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遭到宦官、藩镇这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顺宗自即位以后，病情没有好转。处于革新派对立面的宦官集团乘机不断向顺宗施加压力，顺宗立李淳为太子。后皇太子李纯继承皇位，是为唐宪宗。顺宗内禅为太上皇。称太上皇年号改为永贞。按照史书习惯，一年内有几个年号的，著录从后。王叔文等人从事政治革新的时间虽在贞元二十一年的二至七月，但按习惯称为“永贞革新”。
王伾死于贬所。后王叔文被赐死。而十一月十四日，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为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 永贞革新对刘禹锡人生有重大影响
（一）处于逆境，积极乐观精神。
因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谪居朗州九年之多刘禹锡谪居武陵所写的《楚望赋》中的“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但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排除苦闷，不愿自甘沉沦，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不断磨碾自己的意志。他写于这段时间的《砥石赋》，通过一把宝刀锈蚀后经过磨砺而重新变得锋利一事，借题发挥：雾尽披天，苹开见水。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秋词二首》也写于贬官朗州时期。刘禹锡在失意的情况下吟秋，而能摆脱悲秋俗套，别开生面，反映了很高的精神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作于朗州贬谪时的《壮士行》诗，通过塑造一个不畏艰险。射虎斩蛟、为民除害的壮士形象，再一次表达了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不悔恨，不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斗争不息的顽强精神。
（二）刘禹锡创作比兴体制的讽喻诗
学习《诗经》国风、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比兴手法以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讽喻诗，大都作于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当时由于政治气候恶劣，直言难以做到，但对于朝中政敌所加的迫害又不能不言。便选择词旨隐晦而寓意深刻的诗歌，《昏镜词》、《养鸷词》、《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秋萤引》等是其代表。诗人从各个角度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和腐朽灵魂。《昏镜词》讽刺统治者炫美遮丑、讳疾忌医心理，宣示作者不避时忌针砭痛处的决心实为上述诸诗之总纲。《飞鸢yuan操》揭露手握重权却尸位素餐的守旧官僚。《聚蚊谣》是永贞革新失败后朝中局势的影写。“群蚊”不是个别政敌而是弥漫于朝廷上下的反革命势力的集团象喻。诗人当时虽被贬出于劣势地位，但却表现出昂奋高扬的精神状态。
（三）由于永贞革新影响，创作玄都观桃花诗
玄都观诗的创作就是其导火索。十年之后，被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被召回长安。刘禹锡见玄都观里桃花满园，触景生情，写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前两句是写实。唐时长安原有春天看花的风俗。暮春时节，后两句有戏谑、讽刺之意，以桃花喻权贵，已有轻蔑之意，而且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悄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即玄都观里轰动一时的桃花是在刘郎去后栽的。这样，诗中就触到了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宪宗本人是通过逼官方式登上皇位并不久就害死自己父亲的人，他本来就对永贞党人抱有夙怨，这次又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更是被深深地激怒了。《旧唐书·刘禹锡传》：“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播州即今贵州省遵义地区，唐时属下州，州民总数不足五百户，离京都很远，非常荒凉。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年老多病，在宰相裴度帮助下，才改授连州刺史的。
（四）自撰《子刘子自传》
会昌二年（842），刘禹锡七十一岁，抱病写了《子刘子自传》。这是一篇很特殊的自传，全文不过九百字，中间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于叔文。因此，《自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的评价：“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刘禹锡在这里高度肯定王叔文。这就理直气壮地为刘禹锡自己所参与的顺宗朝的政治革新作了公正的评价，澄清了唐宪宗等强加在革新派头上的不实之词。刘禹锡在《自传》中用“人不以为当非”六字，横扫了反对派的一切诬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