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的理想

（赛亚•伯林）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腭。

    ……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

　　——《旧约•诗篇》，第137首

一

英国当代最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伯纳德•威廉斯在为以赛亚•伯林的文集《概念与范畴》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从日常交谈中认识伯林的人在读他的文章时会感到失去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伯林以其独特的方式显示：“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或分析的观念能够脱离同历史的及个人的思想的一切关系而独立存在。每一种思想都不仅仅属于某个环境，还属于某位个人，将它置于其他一些思想的脉络之中，它们显得息息相通……”伯林的思想发展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要把握他的学术关怀的特点，了解他的生活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1979年，伯林获得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他为授奖仪式准备了他的学术自传《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他自称绞成他生活之绳的三股线分别来自俄国、英国和犹太文化，三者融为一体，构成他独特的身份。作者祖父为末代沙皇的大臣，不知是不是沙俄驻华公使、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后人。一书作者麦可•伊格纳季耶夫认可这一说法，说伯林将三种矛盾的身份——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编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部传记读下来却让人感到，那股俄罗斯之线可有可无。伊格纳季耶夫承认，伯林一直以灵活甚至狡诈的态度应付着忠于英国和忠于犹太种族之间的矛盾，“当他真的必须二者选择其一的时候，他是将对自己民族的忠诚置于对英国的忠心之上的。”书中很多重要细节揭示，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心确是伯林生命中的主线。

犹太教中的先知以赛亚曾预言以色列的复兴。作为以色列立国的功臣，以赛亚•伯林没有辜负他的名字，没有辜负慈母对他的期望。“以赛亚”是犹太血脉的象征，犹太复国的象征。伯林和他的牛津朋友莫里斯•鲍拉莫里斯•鲍拉(1898—1971)一样，都是“以言语为琴弦的帕格尼尼”，一张嘴就展开智慧之翼。但他与“外邦人”(Gentile，非犹太人，非犹太教徒)鲍拉又有本质上的差异，他聊天的艺术来源于对耶路撒冷的思念，他如不把耶路撒冷看得高于一切，他就会如《旧约•诗篇》中的誓言所说，舌头粘在上腭，发不出声来。换句话说，他宁愿像传说中的犹太老人那样把舌头割了，也不愿否认自己的民族认同。

二

伯林1909年6月6日出生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6岁时在拉脱维亚商业小镇安德里亚波尔一所希伯来学校首次接受宗教教育。教希伯来语字母表的老拉比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当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伯林晚年回首往事，上课的场景如在眼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帝在万民中拣选的子民数千年来饱受苦难，这部受难史也是引以为豪的殉教史(即“martyrdogy”)。伯林身上最深沉、最隐蔽的感情来自他的犹太认同。

1916年伯林一家迁往圣彼得堡，他没有正式上学，但有一位犹太女教师，继续上希伯来文课程和犹太法典。在他随父母于1921年年初移民英国前，他已阅读了大量俄国斯文学经典和海涅、歌德、凡尔纳等作家作品的俄译本。还有一本书与他有缘——圣彼得堡一位犹太银行家兼慈善家京茨堡男爵编写的《犹太百科全书》。1928年伯林进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就读，同年他父母搬到伦敦北部汉普斯泰德地区的荷里克罗夫特街。伯林父亲是精明的木材商，他眼里文明的定义就是英国。母亲玛丽是坚定的锡安主义者(Zionist，也译作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不等于赞成犹太人在那里立国)，是伦敦当地锡安主义组织的灵魂。到英国前他母亲就一再说，他们一家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拉脱维亚人，而是犹太人：“否认这个事实或掩饰它都没有意义。这样做既有损尊严，又无济于事。”

玛丽这位个子不高但精力旺盛的犹太女子主宰了她独生子的情感生活。她在1907年产过一个死婴，当时被告知不能再生育，绝望中时时想到《旧约•撒母耳记》中哈拿的故事。哈拿因不育心里愁苦，她哭泣着向耶和华发誓，若有一子，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耶和华垂顾哈拿的苦情，赐她一子，名为撒母耳。玛丽怀上了伯林就像看到奇迹一般，伯林就是她的撒母耳。伯林的一点成就都使她无比快乐，她是儿子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见过他所有的好友，从不回避对他们作出评价。她的母爱像潮水般强大，浩浩荡荡，压倒一切。玛丽于1974年2月病逝，享年94岁。她的死早在意料之中，但已近65岁的伯林几乎被丧母之痛击倒。他说这是一生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为他遮风挡雨的屋顶被突然掀起，自己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致友人信上他写道：随着母亲的逝世，支撑起他生活的柱子已出现裂痕，即使找来泥灰糊上，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坚固；他感到无比孤独，自身的存在似乎变成了一种偶然，猛可间意识到“她是他的赫尔德式信仰——对于犹太特性(Jewishness)、归属感以及根的必要的信仰——未经认可的真正来源”。在此伯林道出了他所忠诚的真正对象。与“犹太特性”、“归属感”和“根的必要”相比，伯林有关“消极自由”的学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那种世界公民式的对偏见的批判不是在自拆“赫尔德式信仰”的台脚吗？

伯林生为犹太人杰，死为犹太鬼雄。他1997年11月5日与世长辞，两天后下葬在牛津沃尔弗柯特墓地的犹太葬区。他的追思仪式于次年1月在汉普斯泰德的犹太教正统派教堂举行，英国学界耆宿如罗伊•詹金斯和尼尔•安南等在仪式上带上犹太男子专用的亚莫克帽(yarmulke)以示对死者犹太身份的尊重。见《伏尔泰的椰子》最后一章。这一章写的是伯林，作者布鲁马称他为“最后一个英国人”。

从宗教信仰上讲，伯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但他遵守犹太人的宗教习惯。每到赎罪日，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他都会注意斋戒并上犹太教堂；母亲在世时，他每年到汉普斯泰德的家中庆祝逾越节，母亲辞世后，庆祝仪式在牛津海丁顿宅或犹太友人彼得•奥本海默家举行。伯林尊重宗教感情，称无神论者像石头一般冰冷，不明白人是靠什么活着的。

三

伯林的“赫尔德式信仰”是与他对母亲的眷恋相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否因此受到影响？

在基督圣体学院伯林读的是古典文学、伟大人物(Greats)和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32年10月，经过三天考试，23岁的伯林获选进入英国学术界的精英俱乐部万灵学院。牛津这所学院不招大学生和研究生，向以选拔杰出学者著称。伯林是首位被该院聘为院士(Fellow)的犹太人，他在英国的犹太社会顿时成为知名人物。

万灵学院这位年轻的院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其他学院的女生不断前来请教，与他不免有点感情上的牵缠。伊格纳季耶夫在这部传记中说，伯林与女弟子的关系就像某位“机智迷人但没有性别可言的乡村牧师与他那些年轻美丽的女教民之间的关系”。罗素在美国教书时，很多家长生怕女儿被他自由主义的言行玷污了，伯林则是一位无比安全可靠的角色，即使面对诱惑也像石佛一样。这位矮胖的犹太奇才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参与者。也许是局外人不经意的亲密误导了哲学学生蕾切尔•沃克。蕾切尔1934年从牛津毕业，数次去巴黎游学。伯林与她书信往还频繁，1935年10月还只身专程去巴黎看她。在巴黎动物园蕾切尔提出要和他结婚，传记作者转述伯林的话：“我不可能和她结婚。她却以为我可以。……最后我强迫自己做个明智的普通人，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然后对她说我必须到此为止，那一幕之可怕简直无法形容。”

这位英国姑娘从此情绪低落，直至神经错乱，继电休克疗法后又接受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当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手术，现已不用)，变为半植物人状态，在医院度过残生，1992年去世。

伯林承认对她一生的不幸负有责任。蕾切尔的遭遇使人想到诗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夫人维芬，不过对蕾切尔我们还知道得太少。为什么她对伯林如此失望、气愤？仅仅是因为伯林不爱她吗？动物园里两人交谈的内容不可复得，伊格纳季耶夫的叙述躲躲闪闪，也许他避讳一个不那么开明自由的话题？

伯林另一次情感经历发生在40年代。

二战时伯林像许多优秀的英国人文学者一样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用吉卜林小说《吉姆》(1901)里的话来说，从事秘密工作是参与“最了不起的游戏”。战争期间他在美国结识各种关键人物；不时给英国有关部门撰写形势估计报告。1942年冬，他在华盛顿的一次社交活动中遇到24岁的帕特里夏•德•本德恩伯爵夫人。她是第10任昆斯伯里侯爵的女儿，王尔德的密友道格拉斯勋爵的侄女。本德恩伯爵在北非被德军俘虏，她则远渡大西洋到坎布里奇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注册读书。帕特里夏聪明过人，极富幽默感，她除了听著名学者麦蒂森论亨利•詹姆斯和学大提琴之外，还在自己寓所招待哈佛教授。这位情感世界的女冒险家在一次次令人目眩的罗曼史中进进出出，被她捕获的大都为成熟机智的男子。伯林想必是用他的口才搭上了这位声名狼藉的荡妇，但仅靠谈吐和学识难以使她满足，于是“她订下约会，然后又取消；她声称自己是属于他的，然后却一连几个月不见踪影，不知在跟谁秘密恋爱”。1944年她在丈夫获释后回英国，但婚姻很快破裂。1945年7月伯林？英与帕特里夏共度周末，她提出结婚，遭到婉拒。两个月后伯林由英国外交部派往苏联收集情报。至于他在列宁格勒与女诗人阿赫？托娃的彻夜长谈，近年来经常有人提及，伯林本人似乎也津津乐道，无需笔者再浪费笔墨。并无爱情的波澜，只有迟暮美人充满诗情的意淫。

1950年夏天的一次感冒打开了伯林情欲的闸门。一位同事的夫人去照顾躺在床上的伯林，结果病人把她拉上了床。那位同事是“富有才华、心不在焉的专注于精神世界的牛津学者”，他夫人与伯林无所顾忌地在牛津周围的草地上或教堂墓园里寻求人类原始的欢乐。这次经历使伯林更尊重情感的力量，并消除了他身上的道学气，不再迅速对别人作出评价，加以责难。《马太福音》第7章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旧约》的风格要严峻得多。伯林也许是半开玩笑地告诉那位形而上的同事，自己爱上了他夫人，不料同事回家说：“以赛亚在发神经。”

读者不知道伯林是否明确表示要娶那位英国女子。如果他真想这样做，那也不是什么难以想像之事，因为后来成为伯林夫人的艾琳也是有夫之妇，且有三个儿子。与伯林其他几位女友不同的是，艾琳是犹太人。她从小在巴黎的犹太社区长大，她的祖父就是圣彼得堡的银行家、《犹太百科全书》编者京茨堡男爵。

伯林二战时就在纽约的犹太巨富罗斯柴尔德家见过这位高挑优雅的犹太女子。战后艾琳随丈夫、奥地利裔物理学家汉斯•哈尔本到牛津，时常与伯林见面。她在1953年协助伯林完成《刺猬与狐狸》的法文翻译，第二年早春伯林在搭她的车去伦敦途上碰了碰她的手，表示了爱意。她一言不发，心里想的是：“该死。”不久哈尔本到巴黎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核物理实验室，他与艾琳的婚姻到此结束。1956年2月7日，伯林与艾琳到汉普斯泰德地区的犹太教堂照犹太习俗结婚，艾琳数年前购置的乔治国王时代风格的海丁顿宅成了伯林在牛津新的住处。伯林父亲已于1953年年底死于白血病，她母亲看到孝子与同族女子结婚，想必感到莫大的安慰。

《旧约•申命记》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诫命与律例。第7章有这样的文字：耶和华将赫人、革迦撒人等七国之民交给犹太人击杀，规定“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她］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不与外族通婚——这是几千年来犹太民族抵制同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思想自由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会说这是保护血统纯洁性的陋俗。在伯林生长的环境里，长大必须与犹太女子结婚对于他就和过逾越节一样自然，不然就是对父母不忠不孝，就是背叛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民族的顽梗悖逆之子。伊格纳季耶夫曾说伯林不宜结婚，是否暗示他母亲对他的关爱阻碍了他的成长？在一个真正崇尚“消极自由”的地方，人们或许会用另一种语言(如“控制狂”，control freak)来形容伯林母亲的性格。传记作者有意略去伯林婚恋史与伯林自由观之间的矛盾不谈，这不仅是“为尊者讳”，也许那方面的探讨会牵扯出一些更难解的问题(如种族与血缘)来。伊格纳季耶夫是媒体知识分子，曾主持过不错的电视节(BBC的“大声地思想”)，也写过几部有关20世纪政治与民族冲突的著作，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尔(讲座名)教授，他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何处该繁，何处该简，但是这种政治家的分寸感是传记作者的致命弱点。

比伯林大两岁的英籍犹太姑娘奎妮•多萝西•罗思于1929年与“外邦人”、剑桥批评家弗•雷•利维斯结婚，为此被逐出家门，据说她母亲把女儿的外嫁视为她的死亡，守丧七日(Shiva)。伯林的苦衷无法用自由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他令人尊敬，甚至感动，但却使蕾切尔愤怒、绝望。

四

伯林爱说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美国著名电机工程师、发明家施泰因梅茨是犹太人，而且是驼背。有一次他与有犹太血统但已彻底变成美国人的金融家奥托•卡恩一起走过纽约第五大街上的犹太教堂，卡恩抬头看着这所教堂说：“我以前曾经在那里做过礼拜。”施泰因梅茨回他一句：“而我以前曾经是个驼背。”

伯林在《犹太人的奴役和解放》(1951年发表于《犹太纪事》)一文里将犹太人的身份比为驼背，并分析了驼背心理的几种表现形式。曾在撒切尔内阁担任要职的牛津犹太裔学者基斯•约瑟夫因伯林用这比喻而责备他，他认为把犹太人这种想法说出来就是对宗族的背叛。伯林大为尴尬，生前不许这篇文章再版，但伯林作品的编辑、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的亨利•哈代博士已将此文稍加修删收入伯林文集《观念的力量》。

这则笑话妙在哪里？笔者以为可以这样理解施泰因梅茨的反击或讽刺：卡恩相信他自己同化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实际上他背弃了犹太教，是精神上真正的驼背；施泰因梅茨在卡恩面前倒可以挺直腰杆，虽有残疾还高卡恩一等。这位犹太天才并不是为驼背而骄傲，他为自己的犹太文化传统骄傲，为自己对这传统的忠诚骄傲。他不在乎身体的畸形，犹太精神赐予他力量与自信。施泰因梅茨的骄傲也是伯林的骄傲。

伯林是锡安主义者，他对那些重个人选择或认同所在国文化的犹太人不免会流露出讥嘲之意。英籍犹太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埃曾把底气不足、想归化所在国的犹太人笑骂为“战战兢兢的业余外邦人”。伯林和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犹太朋友查尔斯•博伦佩服内米埃的骨气，将那骂人的绰号稍加改动组成首字母缩略词OTAG(Order of Trembling Amateur Gentiles)。“Order”在此意为“兄弟会”、“骑士团”、“品级”。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1945年见到伯林时不知道来访者的复杂背景，他是犹太裔，但在伯林面前表示想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与斯拉夫主义者打成一片。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动荡，他和不少苏联作家一样，拒绝移民国外，拒绝流亡之路(如阿赫玛托娃说她将永远与俄语和说俄语的人呆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赞成犹太人同化，引起伯林不快。伯林奚落说，这位小说家“宁愿自己生为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农民的儿子”。伯林心里已把他打入OTAG的类别了。他颇带优越感的评论使帕斯捷尔纳克深感苦闷。 

五

既然伯林用这种口气说到俄罗斯农民，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关于俄国农民利益的例子，并由此看一看伯林的锡安主义立场如何暗中决定了他公共生活中的姿态。

多年任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列宁与俄国革命》(1947)一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强行停止社会革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正确的，该党是俄国农民的传统代言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代表普通农民的利益。伯林和希尔早在30年代初就在牛津相识，他们(以及很多牛津人)当时都支持左翼，只是希尔走得比他更远。到了二战后，伯林的政治观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对希尔在那本书中表述的观点不以为然。伯林认为，希尔的观点假定，广大俄罗斯农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看来伯林是在为“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农民”说话。

伊格纳季耶夫在提及美国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时说，他和伯林都爱好社交，都热衷于闲话和耍手腕，“不耐烦学术界那一套，而对权势十分着迷”。伯林崇拜马基雅维利，崇拜他的爱国之心和对权力(甚至暴力)的成熟理解。马基雅维利为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切手段，他说：“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绝不能再去考虑什么义或不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伯林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收入文集《友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伯林把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伦理对立起来，并认为前者更为现实、强大。伯林二战时的美国经历给他上了一堂实践政治课。他整天与政客、工会领袖、国会议员、媒体和游说集团相处，深知形式民主运作的秘密。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美国使他见识大长，明白“生活中各种营生是如何完成的；交易是如何谈妥的；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加以利用的，舆论是如何可以引导和转变的”。在这权力的游戏中，名义上自由的、握有选举权的普通百姓只是被动的看客。伯林在1947年关心的，与其说是俄国农民的利益，不如说是冷战的需要，否定执政的工党政策的需要。而这一切背后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他的耶路撒冷、他的锡安主义。

根据1917年11月9日公布的《贝尔福宣言》，英国“赞成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民族家园”，条件是“只要不发生任何可能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的事情”。伊格纳季耶夫称这条件“后来变得臭名昭著”，这措辞交代了作者和伯林的一致立场。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时，当地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一再受到侵害。例如照锡安主义有关规定，由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的土地系犹太共同体的不可转让的财产，非犹太人不得耕种。锡安主义者从贝鲁特的苏尔萨克家族买到五万英亩土地，散居在那片平原上分属21个村庄的约八千阿拉伯人被迫背井离乡。当时英国政府官员往往同情当地的弱势群体阿拉伯人。英国犹太裔政治家兼哲学家赫伯特•塞缪尔是第一位建议英政府支持锡安主义的内阁官员，后成为巴勒斯坦英国文官托管政府第一任高级专员(1920—1925)。塞缪尔履新后第一个安息日从官邸步行到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宣读律法，此举大得犹太移民人心。但是塞缪尔并不同意将巴勒斯坦的多数阿拉伯人置于少数犹太人统治之下，于是锡安主义者就不再把他当成“自家人”。一直到40年代，英国的托管政府都希望犹太移民接受阿拉伯人统治。二战时，锡安主义运动领袖、后来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统的魏茨曼告诉伯林，要让犹太人这样一个“进步的少数民族”接受巴勒斯坦“落后的多数人”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伯林将魏茨曼的意见反映在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伯林名义上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然而他真正的雇主却是锡安主义。

30年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日益增多。有几年每年合法和不合法的犹太移民达六万之多。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937年11月的一封信里承认：“如果我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政治觉悟的阿拉伯人，我会站出来反对一种将导致把这土地和阿拉伯居民拱手交由犹太人统治的政策。”他甚至还嘲笑阿拉伯人算术基础太差，不明白这些移民数字(一年六万)意味着巴勒斯坦全境都将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己所不欲，巧施于人。这是锡安主义者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民族自救自保的策略。1938年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伯林传》有意回避的。那年4月21日，以本•尤瑟夫为首的三个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属“国民军组织”)在沙发德(Safad)一条山路转弯处伏击一辆满载阿拉伯平民的公共汽车，打算摧毁汽车引擎，引起汽车翻落山谷。汽车驶近时他们开枪，但扔出的手榴弹未爆炸。三位袭击者被捕，本•尤瑟夫与另一同犯被英国托管当局判处绞刑？宣判后两案犯高呼“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王国万岁！”从此本•尤瑟夫成为当地犹太青少年崇拜的英雄。关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的文字是2005年2月增补的。

英国学者杰奎琳•罗思在《伦敦书评》(2004年11月4日)撰《死亡拥抱》一文谈巴勒斯坦自杀袭击问题，她的主要论点是以色列如从占领地区撤出，袭击自然会停止。她还以本•尤瑟夫事件说明，以色列立国前，也常使用恐怖手段。犹太裔学者、从小在巴勒斯坦长大的阿维•施拉伊姆致《伦敦书评》的信(载该刊2005年1月6日《来信》栏)最有说服力。电影《流亡》犹太裔制片人特拉立姆还回忆小时候在巴勒斯坦所受的反阿拉伯教育。英国政府为防止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暴力冲突加剧，在1939年5月17日白皮书中规定，在随后5年中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得超过75 000人。《伯林传》称白皮书禁止继续移民，与事实不符。从此英国人成为恐怖袭击对象。

1943年4月，同盟国在百慕大商议如何处置战后欧洲犹太移民，魏茨曼在一份备忘录中估计，届时犹太移民将多达四五百万。魏茨曼过了一个月后改变主意，他告诉伯林，将可能的移民数减到100万，所缺的三四百万人就假定被德国人灭绝了，实际上他们当时对“大屠杀”还没有清楚的意识。数字的变化是犹太复国的需要，这变化是不是会影响后来对“大屠杀”的揭露和数字统计是人们自然会想到的问题：

虽然这件事本身在魏茨曼看来是一场悲剧，不过这似乎使犹太人问题更容易沿着复国主义路线得到解决。因为这样一来，以前那种认为无论巴勒斯坦门户如何开放，单单这一个地区不可能吸纳四五百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说法就不复成立了。一百万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数目。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引起英国方面的担心。1943年5月，外交大臣艾登在向内阁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说，假如二战胜利的结果就是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阿拉伯国家可能中止在战争中对同盟国的支持。同年6月，美国驻英国大使表示了同样的担心，建议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的非法活动。至于巴勒斯坦问题可以到同盟国获胜后再予以解决。伯林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向美国犹太院外流说集团通报，然后又向他的上司、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汇报，有关英美联合声明之事已走漏风声。经过伯林巧妙运筹，美国犹太人团体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8月8日，美国国务院通知英方，美国已取消发联合声明的打算。哈利法克斯大惊，命令伯林查清谁该为泄密负责以及犹太游说集团如何在美国政府内挑起反对意见。伯林照例应付，隐瞒了自己在破坏这一方案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要他在英国与犹太民族之间作一选择的话，他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伯林在30年代和二战期间在政治倾向同情工党。在英国1945年的大选中他投了工党一票，当他得知工党候选人艾德礼以压倒优势击败丘吉尔时，他还和帕特里夏在草坪上跳了一曲快步舞以示庆祝。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他站在凯恩斯一边。他曾讽刺说，华尔街将哈耶克视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品味最高的金矿。但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迫使他在英国政界另觅盟友。

1946年7月，贝京指挥犹太地下组织在耶路撒冷英国行政机关驻地大卫王宾馆制造了一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致使91人遇害。伯林让魏茨曼谴责这一暴力行为，但他自己一年后去巴勒斯坦时还秘密见了他的姨父，一个正被英国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宣布独立后，伯林在致新任总统的魏茨曼信上大骂不支持以色列的英国工党政府，他主动表示要去接近保守党即当时反对党领袖丘吉尔，鼓动他对工党发动新一轮攻击。伯林憎恨工党完全是由于工党政府拒绝允许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这是他判断敌我的标准。

于是他利用在美国的朋友在1949年的一期《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丘吉尔先生》一文。这篇文章1964年在伦敦出单行本，题目改为《丘吉尔先生在1940年》。该文收入亨利•哈代编辑的伯林文集《个人印象》，扩充版(普林斯顿，2001)，标题同单行本。伯林突然用圣徒传的笔法来描写这位被他在1945年抛弃的人物，美国的丘吉尔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一位锡安主义者的生花妙笔。丘吉尔在40年代英国开明知识分子眼里是反动残余。1949年，大选即将进行，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又跃跃欲试。伯林这篇文章不啻于对工党政府背上捅了一刀。学者拉斯基读了文章后批评伯林，说他不能无视丘吉尔有仇必报的狭小肚量以及“粗暴的、常常称得上邪恶的残忍”。伯林在伦敦的精神导师、犹太人拉什米利耶维奇也说把丘吉尔英雄化不是伯林应做之事。丘吉尔在1944年2月曾设午宴招待临时回伦敦的伯林，大概是因为他的情报分析写得好，外交部给他的一种赏赐。但是丘吉尔一时忘了客人的身份，还把他错当成美国通俗作曲家欧文•伯林。丘吉尔自己读了伯林捧他的文章，很有风度地说：“好得离谱。”伯林出于锡安主义的考虑在为丘吉尔的大选造声势，这是他那些相信“正派”的朋友料不到的。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伯林说那年大选他没支持丘吉尔，而是投了无望取胜的自由党一票？他究竟投谁的票是次要的，他已经给丘吉尔的上台在美国作了？论准备。

那？他还做了一件让他朋友不快的事。他在名为《英美困境》的演讲里敦促英国人认识到，能保证英国利益的既非大英帝国，亦非欧洲。与美国结合，这才是英国唯一的出路。当时的英国人不论从感情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难以同意此说，伯林自己也承认这一讲话是“通敌内奸式的”。伯林的战略眼光或对政治利益的敏感性确实令人佩服，他清楚认识到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锡安主义新的含义。他要使英国的外交政策与已由犹太势力掌控的美国外交政策趋于一致，倘使成功，新成立 的以色列国就能利用英国在中东的影响谋取更大利益。伯林对锡安主义的绝对忠诚赢得了以色列最高决策层对他的高度信任。1951年，本-古里安想让伯林暗中与执政的丘吉尔接触，商量以色列和英国联合从埃及手中夺取西奈。以色列立国前，本-古里安是魏茨曼的对手，他希望锡安主义者立即动手自己建立犹太国，魏茨曼想接受英国立场，拟二战后成立一个在英托管下或在共和国内犹太民族统一体，他相信可以在英国权力机构内部施展各种手腕，达到锡安主义目标。本-古里安坚持应由美国犹太人牵头，在世界范围内向英国施压，迫使英国背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这两种对立意见一度趋向白热化，伯林却两边都得到信任。

在漫长的冷战期间，伯林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身份著称，但他对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的态度完全不同于英美自由派人士，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右翼鹰派的政策有利于以色列实现其战略目标。 

六

在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被研究者对犹太问题的态度往往是他关注的焦点。他一再说到维柯肯定犹太人神启的知识；并颇自豪地介绍，赫尔德将犹太人视为最有代表性的、特色鲜明的Volk(民族)。赫尔德说，摩西将他的人民的心系在出生地上；他把犹太人在大离散后依然保有民族认同归因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律法、本初共同的家园(耶路撒冷)和《圣经》文学所锻造出来的持久的凝聚力。伯林在赫尔德的民族学说里发现了可为锡安主义服务的理论。他写道，赫尔德热爱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但为犹太人的状况忧伤；如果犹太人的集体荣誉感还没有丧失，那么他们就应该返回巴勒斯坦故乡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在巴勒斯坦，他们才能繁荣昌盛，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维柯和赫尔德》，第182页。伯林的过人之处是善于在转述别人思想的时候说自己的话。在论摩西•赫斯(锡安主义创始人)的长文里，他引述赫斯的文字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现代自由主义的犹太人是可鄙的，他说着一些关于人类和启蒙的中听的话，实际上是想掩盖他对自己兄弟的不忠。

赞成同化的人谴责所谓宗教愚昧主义，只想彻底根除这些迷信。但要打破犹太教拉比制度的外壳，犹太教的内核也必然会被砸碎。它所需的不是破坏，而是生长发芽的土地。同上，第165页。

伯林和赫斯一样厌恶那条美国早期移民的座右铭：“哪里生活得好，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我们曾见到过一种幼稚的渴望：学生们张着嘴，眼里是一片热切的迷茫，手里的笔迅速抄录着黑板上的定义。伯林的锡安主义的感情和信仰构成了他的“想像背景”和“内在堡垒”，绝不是一个苍白的“自由主义”所能包容的。再看一例：

1961年，以色列特邀斯特拉文斯基为耶路撒冷音乐节谱写一首宗教主题的大合唱，作曲家问伯林想得出什么合适的歌词。伯林拿了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建议选取《创世记》中以撒受缚的故事。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要他把心爱的独生子以撒带到山上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照指示，到指定地点备柴筑坛，亲自把儿子捆绑起来，就在他持刀准备动手之际天使阻止了他。20年后，伯林在致朋友奥本海默信上谈及奥本海默在犹太教历新年的布道：

我认为，一种宗教的有效性不应由道德含义来决定：它是超验的、绝对的，它安排了那些按照人类的想法可能是恐怖的(就像在《旧约》里的杀戮行为中频频出现的那样)、却是真正宗教态度的本质的东西……

伯林在《旧约》那些片断(包括以撒受缚)里看到威严骇人的成分(他用意大利文将此称作“terribilità”)，并表示这就是宗教的伟大所在。面对上帝不讲人道的命令，亚伯拉罕不求理解，只是以他的谦卑和敬畏无条件服从。伊格纳季耶夫写道：“这是宗教法则最专横也最不人道的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伯林的尊敬。他好像亲眼看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带到石山上献祭的地点。”同上。

对上帝的绝对忠诚就是对耶路撒冷(及其所象征的一切)的绝对忠诚。不过亚伯拉罕式的忠诚也会演化为对异族、异教徒的偏见，如篇首所引诗篇中最后一句：“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便是有福。”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引用这句对巴比伦的咒语说明《旧约》作者的残暴。他说：“任何民族都不应这样诅咒其邻族。……但愿在神圣的法律下，在对神明的祷告中，我们没有假仁慈的上帝之名使我们的兄弟们流血，使大地受到蹂躏！”

爱因斯坦曾因《旧约》中耶和华的残暴和缺乏“犯罪感”而感到困惑，伯林不会对祖先的神如此不敬。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存世的残篇中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一生擅用狐狸的机巧多变来表述他锡安主义的“一大知”。以色列的以赛亚在逝世前不久恳请以色列人善待邻族巴勒斯坦人。愿伯林的灵魂永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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