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一、简介

王蒙，男，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主动要求举家迁往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的维吾尔语。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1979年平反。

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89年卸任。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二、创作概况

王蒙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怀人小品、游记散文、作家作品论、文学自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综论、新旧体诗、报告文学、学术论文等多种体裁,可谓“文备众体”,但小说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8年出版了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发表时的情况。1956年，王蒙在《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的创作动机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他坦承,他写这篇小说时只是“提出若干问题”,而 “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为此,他深感“惭愧”。（ 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编者按”,《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

《文艺学习》编辑1956年底开展讨论此小说的活动后,仅3个月时间,就收到1300多篇稿子。他们设置专栏,连续4期择优刊发观点有代表性的稿件。此外,《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多篇评论此小说的文章。读者和评论家肯定王蒙的艺术才华、探索精神时几乎众口一词,论析小说的思想内容时则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佳作,有人认为它“歪曲现实,歪曲了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的面貌,并且诬蔑了我们整个党和党的中央”,（《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编者的话”,《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有人 “甚至怀疑作者的动机,认为这篇作品是对于我们党的机关的有意诽谤。”（林默涵:《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人民日报》1957年3月12日）当时,众多读者和评论家把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从小说的客观艺术效果反推作者的创作动机,得出作者借写小说“影射”现实政治的结论。

一名部队政治工作者阅读小说时感到,他“好像看了一部《新官场现形记》”,小说涉及的24个人中只有两个“正面人物”。他看完小说后十分气愤,因为,它“是对我们党委机关、党的领导干部的一种嘲笑、讽刺与歪曲。”（增辉:《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另一名读者的读后感是:作者“把区委组织部写成一个懒散、忙乱、充满灰尘的事务主义的机关。作者还暗示中央及全国都是这样。……作者否定了党,歪曲了现实。”（一艮:《不健康的倾向》,《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马寒冰指出:“一句话,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的某区委的工作,简直是一团糟,……根据王蒙的小说看来,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北京市某区委,也存在于中央机关的部门内”。（ 马寒冰:《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文坛“新生力量”代表李希凡以小说确有“影射问题”。

2.小说的重新解读。

 陈思和：“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具有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发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孙先科：“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主体———被青春激情与革命精神激励着的 ‘年轻人’，在经历新、旧社会体制重大转型的过程中，其精神如何‘成长’的现象学问题。”

王蒙在《反对用政治说教代替文学》一文中说“小说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注意的揭露和解剖”。主题意旨是表达作者对那个时代现实社会中生活的混沌和困惑的感悟。

三、王蒙小说的政治情结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 王蒙：“让我写民俗?大概也就能说说新疆，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工作过。让我写遗老遗少?我没研究过清史。让我写性爱脱衣?别说裤衩了，就是让我脱上衣光着脊梁，我也扛不住。……我也想书卷气，如兰似菊，可我气韵不对!你让我学富五车?那就是让我裤腰上缠死耗子，假充猎人。我只能写政治生活下的人们，因为我的特点就是革命”（ 杨澜访谈录》第九辑第7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虽然我主张作家写得可以个人一点，也可以写得花样多一些，但实际上我做不到，我的作品里，除了历史事件，还是事件的历史”（王蒙：《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海南作家》1986年5月8日。）

“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

王蒙的小说大都涉及政治，《青春万岁》中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得到较为充分的抒发；《悠悠寸草心》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于部的殷切期望；即便是后来借鉴西方现代派创作技巧创作的一批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如《春之声》、《夜的眼》、《布礼》、《蝴蝶》、《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从创作的主题来看仍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政治上特别早熟、有着特殊政治经历的王蒙对中国“十七年”的精神追求还是怀有感情的，这使他在长时间内很难摆脱这种感情，但王蒙本质上又是一位非常诗意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民间化也影响了他，况且王蒙哪怕是位居庙堂之上也始终是愿意并且善于体察民情的。在几十年的历程中王蒙自身完成了由政治家到作家的角色转变。对应于这种角色的转变，他的创作也逐渐突破凝固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从1982年他发表的《相见时难》中就表露出来。小说《相见时难》已涉笔历史，并引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名医梁有志传奇》鞭答了落后的民众心理，直至1986年发表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完全抛弃了传统政治背景设置，将人物故在文化层面进行审视。《活动变人形》是一部超越政治话语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诚、静珍、静宜之间的家庭焦虑指涉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焦虑，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

最终王蒙又将审视的目光转向了知识分子自身，这从“季节”系列小说中透露出来。“季节”系列小说分别为《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恋爱的季节》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一个青年团区委一群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干部们的政治生活与爱情生活，可以说它是王蒙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90年代的重写。不同于《青春万岁》的是作品中多了一种立足于90年代的对往时往事的冷静思悟，这使小说呈现出了历史感和悲剧感。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第一次党代会。这一取材真实事件的情节在王蒙笔下以不同形式多次出现，即使是到90年代来追忆近半个世纪前的历史,热烈的场面与亲切的气氛依然栩栩如生，足可见当年它对作家的震撼之深。《失态的季节》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和精神的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王蒙对自己的那一段“右派”生活进行了充满理性和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它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以及在那场历史风暴的袭击下，钱文、萧连甲等“右派”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失态情形”。季节系列 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创伤，残缺，修复，重失的苦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