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

一、寻根文学

1、背景：“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但毕竟是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而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这一思潮在当时与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如何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间逐渐引起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

（1）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

（2）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虽然作家不过是描写了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其对新疆各族民风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注，对生活的实录手法以及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这种文化寻根意识的确立与外来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

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

2、“寻根文学”的潮流的明确形成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随后（1985年）有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这些文章引起热烈反响，标志“寻根文学”形成阵势。虽然“寻根派”在1985年底打出旗号，而事实上被推举为“寻根派”的代表作品不少是在此之前面世，甚至更早些的知青文学在“大自然主题”中就蕴含了那些异域文化风情。

3、对寻根思潮的几点认识：

（1）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的实践都是历史主流要求的反映，这一切都源自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 “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

（2）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这一点就使寻根文学与汪曾祺、邓友梅等民俗作家有了区别。

（3）是“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4）“寻根派”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寻根群体”因此成为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的思想着的历史主体。重要的不在于讲述历史，重要的在于历史地讲述。

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寻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在语言文体、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

4、代表作家作品

八十年代初如汪曾祺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等，勃兴是在1985年后，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王安忆的《小鲍庄》、《大刘庄》等。

二、阿城的《棋王》

“文化寻根派”作家群中，北京的阿城和湖南的韩少功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小说《棋王》和《爸爸爸》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寻根意识：前者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后者则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

阿城原是一位画家，在1984年首次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就是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虽以一己的单薄存在，却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从小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还是起因于一位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传授给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这便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这里讲的都是下棋的要领，但同时也是讲万事万物的造化之道，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领悟了这些道理，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小说中对王一生独特个性的描绘便集中在这个方面：他看似阴柔孱弱，其实是在无所作为中静静地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他便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这仍体现在他的棋艺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王一生在同九个高手之间的“车轮大战”中，把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取得大胜，作品中对这一场赴的描绘是极动人的：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但作家没有直接讲述这些“道理”，而是将其隐没于饶有风趣的故事和生动的艺术描写里而不彰。这正是《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阿城的《棋王》、《孩子王》以及后来的散文集《遍地风流》，它们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其中也确实有一种淡泊沉静的文化意味，直逼庄禅境界。开始是史铁生，后来是阿城，把这个书写时代和历史的文本，转换成知青的个人记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转折，但这一转折并没有在原来的个人化和私人性意义被认同，而是同样向着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方面加以展开。阿城的文笔清俊精炼，自然天成，但他的文化领悟并没有更深地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而是更多的依赖某种传统典藉。

 

思考题及作业

1. 如何理解汪曾祺小说创作观念以及对新文学影响？

2. 阅读教材第七章第一节、第四节。

主要参考/阅读书目

1.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文学评论. 2011（03）.

2.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北师大学报2005（02）

3.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95(5).

4.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文艺评论.1995(4)

5.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文艺研究.2005(2)．

6.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7. 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