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976 ～1989文学思潮

新时期文学思潮：文学以快速的发展变化，全新的审美面貌，纷繁的文学现象，自由频繁的论争和多姿多彩的创作成果，展示了文学的独特风采，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期。

一、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文艺复苏

（一）春天的号角——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三节  1976 ～1989文学思潮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掀起的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突出的特色是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由政治而引发，指向政治，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诗歌体现了“愤怒出诗人”的创作姿态，具有悲愤悲剧美学形态。以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点，诗歌重新获得了独立的品格。80年代是诗歌的繁荣期。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发端。

（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复苏

1.最早展露出这种复苏迹象的是“三只报春的燕子”：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

2.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标志着文艺界全面“解冻”。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开始。

第四次文代会对新时期以后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在于重新梳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再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明确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反映了党的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文艺战线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

3．“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归：文革后的几代作家都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和极大的勇气来直面现实人生，从最初的对文革的反省、到对现实社会弊病给予大胆的暴露，把批判锋芒直接投向社会阴暗面。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现实战斗精神再度高扬的标志。

（1）巴金、冰心、萧乾、王西彦和柯灵的散文著作，成为一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精神性文献。 

（2）出现了被称为“归来者”的创作群体，包括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打击的“七月派”诗人、 “中国新诗派”诗人以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 (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出版)

（3）出现了更为年轻的“知青”作家，像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它们的主题都是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在艺术上则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

（4）1979年又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作品，如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这些作品有的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有的以诗意的笔法真实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 

（5）70年代末，“朦胧诗”的崛起。“朦胧”诗人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的作品确实较多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这种诗艺的探索与诗人怀疑和反抗的精神取向是合而为一的，其中真正孕育了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

（三）文艺观念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历来为我国文艺工作者所推崇。1978年6月《上海文艺》发表了陈丹晨、吴泰昌的文章《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开始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质疑。坚持者认为“工具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反对者则主张恢复文艺的特性，反对将文艺变为政治的附庸，强调文艺以审美为中心的多种社会功能，反对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等。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后来“二为”方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以往谈及现实主义，常把真实性问题与“写本质”、“倾向性”、“典型性”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等同起来。新时期文艺理论者很大程度上对“写本质”提出反对，认为“写本质”的本质“就是要在‘写本质’的名义下，粉饰生活，掩盖矛盾，用虚张声势代替真情实感，用连篇空话代替真实描写”。对于“倾向性”，以往的理解侧重于政治倾向性，片面夸大世界观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作用，从而出现倾向性排斥真实性的情况，把倾向性片面理解为政治性，并把政治倾向性的正确当作真实的基础，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二、 80年代文学思潮

（一）80年代前期文艺思潮

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社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思想领域对极左政治路线的清算，文学迎来了发展的空间。

1、文学取得了与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作为文学革新的参照，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成为评介和翻译的热潮。

    （1）出现了针对文革的“伤痕文学” ，文学走出假大空的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蓬勃发展时间为1978－1980年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是一划时代的作品，用艺术的形式对刚刚逝去的文革提出了质疑，标志“伤痕文学”的发端。人，成为一些作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重要的作品有:小说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姻缘》、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诗歌有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流沙河的《故园六咏》;戏剧有话剧《报春花》、《权与法》等。

    （2）“反思文学”：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时出现一种对“伤痕文学”深入发展的文学思潮，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1979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张弦的《记忆》、从维熙的《泥泞》、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为代表作品

     （3）复出的诗人的创作。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以良知勇敢地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救治生活的弊端，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激情显示着作家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

“归来的诗人群”

主要指七月派诗人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迫停笔的诗人，以及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如绿原、牛汉等。他们的诗歌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的思辨精神，深刻的社会探求以及对诗歌艺术个性的探索.代表作家是艾青（《鱼化石》、《在浪尖上》等）。

（4）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

2、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综合化

在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的主流消失了，文学的一元化发展状态迅速瓦解，文学呈现出多元发展、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文学出现边缘化和综合化倾向。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也呈现出多样性。

3、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讨论

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新时期文艺界、学术界始终关注的热点，这股思潮的出现，直接源于对 “文革”的历史反思。文学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关注西方文学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

人道主义的讨论最初是从创作领域开始的。《班主任》的发表，形象的揭示了文革时期非人的现实，引起了整个社会极大的共鸣。此后陆续发表的小说《我是谁》、《邢老汉与狗的故事》、《人啊，人！》等，戏剧《报春花》、《丹心谱》等，报告文学《大雁情》等、诗歌《我爱》、《在浪尖上》等都不程度地表现了对人性、人情的呼唤，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追求。

4、“现代主义”的论争

现代主义文学，其基本特征，体现在思想上是描写现代人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异化，反映在艺术上是象征、意识流手法和作品的荒诞性与反传统性。因此现代主义关于人的阐释无论是形式还是挖掘的深度显然是传统的文艺所无法替代的。

新时期文学思潮频繁更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倾向问题在80年代初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针对王蒙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手法、朦胧诗和新的美学原则问题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派、《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1980年5月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对朦胧诗热烈赞赏， 1981年4月，孙绍振在《当代文艺探索》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1月，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崛起的诗群》一文。这三篇被称为“三个崛起”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1981年高行健抛出了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部书中，高行健介绍了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并从叙事语言、人称转换、象征、怪诞等角度对现代小说的写作机理作了介绍，旨在呼唤我们自己的现代派创作。这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许多作家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现感到欢欣，也有些论者却提出质问，而王蒙、刘心武、冯骥才、李陀等作家围绕高行健的小册子的通信则使这场论争达到了高潮。

（二）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

1985年起，文学进入新变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中国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速化。

1、新的审美建构，具有新的审美独立性

出现了鲜明个性和风格独特的作品。如郑义的小说《老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王蒙的《高原的风》、《冬天的话题》，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功的《爸爸爸》、方方的《风景》，王朔的《顽主》等。

2、文学的本体性备受关注

作家关注文学形式的意义、价值和作用，作家从再现生活到组合生活、表现“观念”和“感觉”。表现生活替代了“反映生活”，文学观念发生了整体位移，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较为鲜明，文学从观念到创作开始了全方位突破。

3、文学论争的焦点发生了变化

寻根文学：文化意识的勃兴。

（1）勃兴：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股“文化热”，尤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介绍到中国以后，一批青年作家开始把眼光转向“文化”这个维度，文化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观察视角。1984年“杭州会议”以后，韩少功在其《文学的“根”》一文中，率先提出了文化寻根的创作主张。

（2）论争：文学寻根的主张提出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肯定者认为：“文化寻根意识不但在人生态度上突破了传统，而且在文学创作的思维形态上也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激进者甚至认为寻根文学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二次“小说革命”，文学“正在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而否定者则指责其表现了复古的倾向，有的怀疑究竟能否在原始、荒蛮的地域寻找到文化的根；有的质疑什么是“根”，或者“根”在哪里，有的甚至认为寻根文学是“是玩物丧志是一种致命的庸俗，造成了笼罩整个中国文艺界的庸俗气氛”。 

    文学论争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变化到对纯粹理论的争鸣，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出现了“文化寻根”热等，出现了以地域文化为明显标识的作家。如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

（3）积极意义：他们表现为从政治的反思转入对文化的关注和反思。他们以三种形式呈现：象鲁迅那样以文学的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造；或寻觅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以救正现实社会价值的沦失；或者是走向原始，返朴归真，以梦想逃避纷乱烦扰的现实。

（4）认识：寻根文学期望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崛来屹立世界文坛的，然而深受拉美文学启发的寻根派却在中国仿制了一个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从而，寻根派所标榜的民族文化很大程度是在西方创作方法、理念观照下的文化。寻根文学企图从文化的角度透视人生，但纵观寻根文学，很多作品所表现出的民族文化却把读者引向了荒诞怪僻的背景中，有些作品所展示的人生意义与现代精神差距极大，这也是寻根文学遭到质疑的一个重要方面。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它既有理论旗帜、又有创作实绩并且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它的迅速消逝却令人深思。

3、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

文学中性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张扬。文学把性重新作为严肃的文化概念进行探讨，探讨作为人的最原始的本能和最人文化要素的“性”，通过性心理、性行为来张扬人的生命，反思人的生命。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性高潮”。文学对人的关注不仅仅关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的原始生命力，关注人的性欲冲动，通过性意识跨越文明铸造的人格表层直达生命冲动的原始本能。文学不再是仅仅为摆脱野蛮和愚昧而呼唤文明，而是痛感于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异化而热切呼唤人的自然属性；文学不仅表现和张扬着清醒的理性，而且充分强调人的非理性内容，强调人的本能和原始冲动的强大力量。人的生命活力和生命强力受到文学的热情赞美。这种文学思潮是对西方文学中非理性文学的回应，也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反抗，对文学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人性、完整的表现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铁凝、刘恒等的小说创作。

4、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最先的尝试是朦胧诗、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和高行健、沙叶新的探索戏剧，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对朦胧诗的探索。80年代中期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等的创作是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莫言、残雪、王朔的跟进。

马原、洪峰、余华、格非、苏童的“先锋小说”实验把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推向了极至。

80年代末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

同时，各种批评理论竞相登台。如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文艺阐释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原型批评、文化分析等，有助长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生长。

    新时期文学形成了一个开放本体系。在浪漫主义占主流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作家也大胆引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整个文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5、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

（1）背景：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是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观念的结果。同时，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为之提供了可能性。

（2）过程：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8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潮，即以1985年与1988年两个核心时段为中心的高潮时期。

文学史重写缘于文学观念的变更，其最初可追溯到80年代初王瑶等有关文学史的讨论，当时就有一些论者提出对文学成就进行重新评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企图替代政治朝代更迭主宰文学分期的作法，设想厘清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给“重写文学史”以启发，但当时提出者尚未有明确的重写文学史意识。

真正掀起讨论高潮的是1985年唐弢等文学史家与晓诸等人展开的论争。唐弢提出当代文学史不宜写史，理由是“历史需要稳定”；晓诸等论者则指出文学史写作需要反复实践，这样才能弄清当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因此文学史不仅可以重写，而且需要反复实践。

这场讨论为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文艺报》开设“中国作家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研究”专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设的“名著重读”专栏提提供了学术的氛围。

持赞同论者认为：文学史著作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因而“重写文学史”包含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以切实的材料补充或者纠正前人的疏漏和错误，二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

持反对论者认为 “重写文学史”的实质是“打着重写文学史的旗号，违背历史主义，跟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观念，力图否定和贬低这些革命作家，而又大肆吹捧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作家”。

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实质不是在于能不能写，而是在于如何写。

从80年代中期的当代文学是否适宜写史的讨论开始，经历了以80年代末期的应以何种观点“重写文学史”，到90年代重写讨论的进一步深化，如文学史的分期断代、文学史的现代性以及文学史的形式等。重写文学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文学史所涉及的理论比较复杂，因此讨论还在继续之中。

（3）意义：主要是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又以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反思，促使文学进一步脱离主流话语、向社会的边缘位移，引发了文学观念上的变革。

第四节  90年代文学思潮

一、九十年代文学多元化

文学逃逸社会话语中心，开始向边缘话语漂移。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进入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90年代林林总总的新小说、新旗号：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女性、新武打、新言情……形成1989年后文坛新格局。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退回“学院”，以论文、专著这一类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维持着知识场域的运作；另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迎向“市场”，进入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满足“上帝”们的“渴望”，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情景剧、畅销小说、流行歌曲等等。后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中期即已降临中国，它以消解意义、颠覆价值为乐趣，高举弑父、渎神、佯狂、游戏的旗帜，反抗文化、反抗传统、自然对持一种文化乐观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话语构成威胁。

因此，文学既不可能完全认同现实、臣服商业化趋势沉沦和灭亡，也不会超越现实，以凌虚蹈空的姿态飞升。它将像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语言那样：拖着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因此，经多年来的震荡与沉浮、消除与重构、迷惘与寻找，文学在逐渐认识和适应社会转型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形式一种新的格局和走向。

在社会转型之初以及商业大潮突起时，商业化思潮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向文学进军，从而对文学生产机制和艺术思维顽强地进行着改塑。作家世俗化，不少作家下海、经商，由传统文人转变为经济型文化人。作家为钱写作，于是出现了期货作家、企业文学和货币评论。作家采用商业手段，自我包装，自我推销。亚文学、软文学充斥市场。所谓“亚文学”，是指武侠、言情、法制、纪实之类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文学；所谓“软文学”主要是指那些闲适性文学。严肃文学媚俗化，如“布老虎丛书”的名号就显示出一种讨人喜欢的姿态。《废都》的一些媚俗性描写搭配，也很能说明问题。创作队伍的分化流失，等等。

文学商城化无疑加快了道德的滑坡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流失。因此，从它突起的那天起，就受到人们的警惕和抵抗。有人不为浮泛喧嚣的世俗利益所动，仍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进行创作；有人则公开亮出“反抗投降”、“保卫纯洁”之类旗号以孤胆英雄（也有人讥之为新唐·吉诃德）姿态对之挑战（如张承志和张炜）；更有不少人（如梁晓声、张欣等）则以自己的作品真实地揭露出商业大潮带来的负面效应。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走向。以小说创作为例。从题材的角度说，80年代的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热点、一个热点线性交替的趋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这一个个文学潮流基本上根据小说的题材内容（即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或公众关注热点）进行命名的，它们相互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替代关系而不是横向的并存关系。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90年代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势，它的发展轨迹不再像80年代那样易于描述。我们几乎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趋势。90年代的小说还出现了公共化写作与私人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产生了80年代罕见的私人化写作（以陈染、林白、徐小斌为代表，也包括其他一些所谓“晚生代”作家）。这些写作回避重大的社会性、公共性主题，深入挖掘个人性的经验内容、乃至属于与社会性的公共道德抵触的异常性经验。但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共性主题的彻底消失。比如以“三驾马车”（谭歌、刘醒龙、关仁山）为代表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文学就重新开始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反腐倡廉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受其影响，社会问题小说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些小说潮流是共时并存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取代的关系。

二、 人文精神大讨论

这是关于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话题。

人文精神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自发形成的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学术讨论，以《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的王晓明等五人的“对话体”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命题。作为论争的另一方代表王蒙在1993年第1期《读书》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针对当时理论界对王朔小说批评不断的状况，为王朔小说进行辩护。之后《读书》杂志（1994年第3期到第8期）开辟“人文精神寻思”专栏进行讨论。

1994年，就在《上海文学》推出“文化关怀小说”的同时，上海批评界提出了所谓“人文精神”的口号，这显然是针对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初期物欲高扬、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的现实而言的。同时也对文化的商品化、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现象等提出了尖锐批评。人文精神的话题，在1995年张承志长篇《心灵史》和张炜两部长篇《柏慧》、《家族》的争论、评价中得到展现，甚至有的争论话题已“进入非文学空间”。 

“《柏慧》这部长篇小说是1994年首次出版的，它面世的时间由于正逢全国知识界的‘新人文精神讨论’，所以似乎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文学版本而存在的。”，“在海边，一条河的旁边，在葡萄园里，有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我’在思念徘徊，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感激和忧思，同时也在挣扎和准备——他的身旁有老人和少女，有一条忠实的大狗，更有生存的全部艰辛。他能够守在葡萄园里，能够驱逐心界内外的魔障，就已经是一位具备大勇的人了。他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是等同于神话中的英雄和王子一类的人物了。” 张炜在序言里如是说。《柏慧》更像是长篇心灵自辩词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作家面对商业代浪潮的冲击和中国文人道德操守和精神品格的整体下测而做出的勇敢决绝的抗争历程。即便在十年以后重温作品，作家那发自本能的斗士般的呐喊仍穿越时空，重击耳鼓。可以说，作家以一部《柏慧》顽强捍卫着那一时期中国文化阶层的精神标高，以至于我们在回顾那段文学史时，不再感到羞愧。

张承志、张炜也发表文章，以激烈的态度对时下思想价值迷失和道德滑坡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一体，表现了一部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的坚定信仰。有论者认为，他们是“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他们的追求，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都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质疑者们在考察“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生活商品化对文化的冲击、80年代追寻西方现代派的失败和90年代对传统的重新反思是这种回望本土、返根归本思潮的来源。这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骤然面对市场经济时的困惑，也表明了文学在90年代对80年代盲目追随西方的一种反弹，提出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朗内人文精神重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由人文精神引发的论争已经由文学领域中的“痞子化”倾向的争辩拓展为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价值失落、文化失范和寻找精神支点的问题。到1996年，人文精神的讨论渐趋平静。

“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指涉的是90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而兴起的负面现象: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理想沦丧、道德解体,用一种经典性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人文精神的危机与知识分子自审、定位以及知识分子使命、人文精神重建的讨论，即“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下,重新确证文化和知识分子历史位置的尝试。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概述

     新世纪十余年，是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商业因素和市场因素已经全面深入社会肌体，市场利益在推动、丰富小说创作和出版的同时，也在弱化、淡化文学的力度和浓度。消费性、休闲性、娱乐性地文学占据了一部分文学版图。启蒙声音不再，解构兴趣淡漠，反思身影绝迹。传统纯文学、商业出版所主导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相并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互渗和融合，这是新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中，“人的文学”传统的坚守与开拓，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世纪挑战与使命。

    一、传统精英写作沉稳推进

    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新启蒙精神、9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不同，有人概括新世纪传统型写作有两个特征：一是回归心事的叙事精神，二是专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20世纪就有成就的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刘震云、阎连科、毕飞宇、苏童、方方、格非等在新世纪持续耕耘，创作了一批力作，如《秦腔》《受活》《生死疲劳》等，使得新世纪文学更现实、更生活化。

   二、“80后”文学集体爆发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作家。同时，这期杂志把春树与另一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

韩寒、春树、郭敬明能否代表“80后”成为争论焦点———200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作了题为《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的报道，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梳理，首次明确提出“80后”作者“偶像派”与“实力派”的划分，并分别列出两派的名单: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属于“偶像派”，而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则被归为“实力派”。

2004年6月，由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马原主编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面世，马原作序，大力推出“五虎将”: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的作品。

2004年7月1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的“80后读者见面会暨《我们，我们》(80后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号称“73位80后作家集体登场”。当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以该书的出版发行为背景，邀请评论家白烨、作家莫言，以春树、李傻傻、彭扬、张悦然等作者为嘉宾，制作了一档名为 “恰同学少年———关注80后的一代”的专题节目。

至此，“80后”局面形成，完成了由网络的自发写作、零散写作向文学群体的过渡，正式进入文坛。

 三、网络小说发展迅速

网络小说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得到了迅猛发展。网络小说处于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潮流之中，获得了空前的写作自由，具备了与传统小说形态迥异的精神面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主体、文学形态、存在方式、思想意蕴和审美特征。

思考题及作业

1.如何理解学术界对当代文学不同的分期方法？

2.阅读教材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三章第一节

主要参考/阅读书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9.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2.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胡风《时间开始了》

5.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6.王蒙.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1995（1）.

7.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6）.

8.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1）.

9.文理平.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3）.

10.文理平.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3）.

11.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风貌和新走向.文艺争鸣.2010（11）.

12.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