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心思想的存在。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做什么不做什么君子都是“义之与比”后才为之的。君子转物。

君子：像这种君子与小人截然二分并且完全对立的说法，在《 论语》多次见到。事实上，我们所见的几乎都是二者之间的人。因此，在理解时，要有“动态人生”的观点，就是把“君子”视为“立志或努力成为”君子的人，小人则是“无心或放弃成为”君子的人。只有这样理解，才可进而主张：君子若是懈怠，可能沦为小人；小人若是上进，可能改头换面。如此一来，孔子的教育工作才有实质的作用与效果可言。

小人以外在的东西作标准、作参照，并且主要以利来衡量，其行事时不按义、不按该与不该，而按有利没利，利多利少。小人受物所转。

君子行事因为按“义以为质”，所以能做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处有，可处无”“衣敝缊袍，与衣 狐貉者立，而不耻者”。正由于君子建立起了自己的内心标准——义，所以能够“ 泰而不骄”“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 诸人”。等等差别，都源于行事时这一点用心的不同，而君子小人立分。

具体含义：指认为君子与小人价值指向不同，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

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曾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他用“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以说明自己为学的理论根据。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