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正是他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圣贤的对话。他通过对尧舜之治的观察和思考，发展了一套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皋陶谟》记载，皋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治理理念，首先是德、位相应说：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这是文献所见对于德行的较早完整论述。这是君子之德的总目，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君”之德。当然，这里的“君”当包括各个层次的君。每个德都提出两个意思相反的词来描述，上下两者须同时具备而得其中，方可谓之德。因而，德就是两者形成一个最好的搭配，而“允得厥中”。如果有所偏颇，就不成其德。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皋陶在这里提出《礼记·礼运篇》所说“选贤与能”的具体操作方案。九德是完美的德行纲目，几乎很少有人能同时具备。一个人若具备其中三种德行，就有资格成为大夫。一个人若具备其中六种德行，就有资格成为诸侯。至于王，则应同时具备九德。

这样，皋陶在一个人的德行程度与他应享有的荣誉、地位、治理权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德行—治理权对应说、也即德、位对应说，被皋陶作为一个法度提出。由此，在君王以下各个层级治理权的分配，成为一个纯粹客观的程序性问题，而不再是君王私人意志范围内的事务。一个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德行，让他自然地具备了享有相应治理权的资格。这样的公理也可倒过来推导：目前获得治理权的人们，必然具备了相应程度的德行。他们的治理权正来自客观的德行，而不是君王的赏赐和意志。因此，他们的权威是客观的，也就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君王。德行是其分享之治理权的唯一正当性渊源所在。他们的治理权既非君王所予，自然也就不是君王所能取。

皋陶（gāo yáo），偃姓，又作咎陶、咎繇，亦作“皐陶”、“皋繇”或“皐繇”，封地今安徽六安，古代汉族传说中的人物。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

传说他是中国上古“五帝”之首黄帝次子昌意的后裔，早期东夷部落的首领。皋陶是舜帝和夏朝初期的一位贤臣，传说中生于尧帝统治的时候，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

皋陶的主要功绩有制定刑法和教育，帮助尧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坚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皋陶帮助夏禹当上了中原华夏部落政权的大领袖。禹继帝位后，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大禹继位后，淮夷部落对禹有不满情绪，他多次巡视江淮，宣讲大禹功绩：“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一心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乐业。终使淮夷畏威怀德，一致拥戴大禹。皋陶为开创华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勋。但是，皋陶在禹帝死前就逝世了，传说活到106岁。皋陶的死，让禹又把帝位让给了伯益。

皋陶死后，葬于六，即今安徽六安市，这里古有皋陶墓，世人称之为公琴。

传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就由皋陶制定，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实施。《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

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比如“五典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简意赅，比如“昏、墨、贼，杀”等。所谓良法，不仅要有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逻辑；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内在逻辑，强调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简便易行。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远，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统一，所以民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