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姓姒，名文命（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

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 。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市南），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

夏禹是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他的重大功绩不仅在于治理洪水，发展国家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结束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创造了“国家”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夏禹完成了国家的建立，用阶级代替原始社会，以文明社会代替野蛮社会，推动了中国帝王历史沿革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

传说禹与涂山氏女娇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的道路。后来，他路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儿子呱呱坠地的声音，但一想到开山导流刻不容缓，便顾不上回家，又走上了治水一线。

当禹第三次经过家乡的时候，其子启正被母亲抱在怀里，他已经懂得叫爸爸，挥动小手，和禹打招呼，禹还是没有停下来只是向妻儿挥挥手，表示自己看到他们了，依然没有进家门。

夏建立后，大禹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以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到了正式大会的日子，大禹穿了法服，手执玄圭，站在台上，四方诸侯按着他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齐向大禹稽首为礼，大禹在台上亦稽首答礼。

礼毕之后，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我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召集大家开这个大会，为的是希望大家明白恳切的责备、规戒、劝喻，使我知过，使我改过。我胼手胝足，平治水土，虽略有微劳，但生平所最兢兢自戒的是个骄字。先帝亦常以此来告诫我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有骄傲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否则就是教我不仁啊！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大家都明白禹受命于天，原本对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也都表示敬重佩服，消除了原先的疑虑。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涂山大会之后，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即青铜），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就准备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金，铸造成几个大鼎。后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铸成，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晋南、豫西，首先发现于洛达庙遗址，但尤其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该类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二里头遗址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炊器深腹罐、圆腹罐、鼎、甑、鬲，食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酒器鬶、盉、爵、觚，盛贮器深腹盆、大口尊及各种罐瓮类容器，食品加工器刻槽盆等，构成富有特色的陶器群。主要依据陶器的演变，二里头文化被划分为前后相继的四期；又因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地域差异被划分为数个地方类型。

二里头文化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也等各有差，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农业经济粟作与稻作并举，已有高度发达的铸铜、制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最令人瞩目的是已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

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核心文化”，奠定了日后“中国”世界的基础。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