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君臣关系是两个自由人以订立书面契约的方式建立的，是“以义而合”。由此，双方的权利—义务自然是相互的，双方均须履行义务，如此才能享有权利。一方如果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也就可以拒绝履行义务，乃至解除君臣关系。

在君臣关系中，臣要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须对君履行策命之约所规定、礼法所保证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君对臣的权利，君有权要求臣承担义务，甚至可以动用刑罚，乃至于兴兵讨伐那些没有履行自己义务之臣，以自己拥有的武力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臣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臣对君承担前面所说各种职、贡的前提是，君将一定数量的人、邑分封给臣，臣可依靠其中的自有部分维持生活。因而，臣对君的职、贡义务乃是因其从君那里获得了一定的权益而产生的。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封建的君臣关系决定了，在君臣关系中，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之配置虽然并不完全均等，却是相互的。

作为这种权利—义务相互性的一个表现，臣的义务是固定的，君不能随意改变。这些义务通常由礼法或惯例予以保证，君若违反约定或惯例，臣可拒绝履行额外的义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句出自《诗经·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作这首诗的大夫抱怨自己承担的职事很多，有人却相当清闲。“不均”二字在《诗经》出现多次。作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不均”的感觉固然来自横向的比较，但也必然是因为，包括周王在内的君，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向作者施加了不合理的负担。此处之不合理就是不合礼，超出礼法和惯例所确定的范围，士人当然会抱怨。《诗经》中不少诗篇的作者抱怨自己不能回家，或妻子抱怨征人迟迟不归，实为权利意识所驱动。

这些被施加了不公平负担的士人不仅写诗抱怨，还会以实际行动反抗。《左传·庄公八年》记载：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连称、管至父是齐国两位大夫，他们奉命带领自己的士戍守葵丘。期满之后，齐侯没有下达撤军命令。两位大夫要求齐侯派兵替代他们，齐侯也不答应。大夫们认为齐侯侵害了其权利，给自己施加了额外的义务，决定起而反抗。

应该说，封建时代人们的正义感和公平感特别强烈，彼时，君臣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契约记载，或由习惯法确定。每人都清楚自己的义务与权利，并以相互的履行作为自己行为的预期——此即《礼记·曲礼上篇》所说“礼尚往来”的原始含义。对方是否履行了对自己的义务，每个人会非常敏感，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君。这就构成周人之正义感的制度和心理基础，也正是这种正义感催生了诸多武力争斗。

这种正义感会让臣对自己的君进行判断，一旦认定自己遭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他就会解除与君的关系。春秋时代有一句谚语：“臣一主二。”君没有履行君臣契约义务，臣可解除与君之关系，而成为另一人的臣。

基于这些历史事实，《礼记·曲礼下篇》说：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郑玄注：君臣有义则合，无义则离。至亲无去，志在感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