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义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周王是华夏天下之王，是天下共主。天下之土地和人、民，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说，都从属于周王。他们对周王都承担着某种义务，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大小也有所不等。

但是，周王对天下之绝大部分并没有绝对控制权。周王不是主权者，也不是最大的地主。相反，通过策命礼，周王把大多数的人、邑分封给诸侯，自己可直接支配的疆域仅限于“王畿”。周王室有两块王畿，西部王畿以丰镐为中心；东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

土地分封给诸侯之后，周王实际上就只是王畿之公侯。但王畿也并不全部由周王全权支配。王畿内有诸侯，会分割掉王畿的很大部分人口、田邑。除去畿内诸侯，周王室还有自己的大夫，周王会分赐其人、邑。经过上面三重分封之后剩下的人、邑，才是周王的自用领地。

诸侯也会把自己的人、邑分封给大夫，为自己保留一块自用领地。依附于这块领地的士构成“公室”。至于大夫，则不会继续分封士。士只是大夫所属之邑的管理者，及其他事务的承担者。

因此，在周的封建制中，周王、公侯、大夫是君。他们的财政性收入主要出自自己的自有领地。换言之，封建制下，没有后世的税。井田制的结构可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臣对君就没有义务，而是另有其形态。通过分封人、地给诸侯，周王对诸侯享有了权利。周王对诸侯的权利，即是诸侯对周王的义务。这个义务的总称似乎是“服”。

作为义务的“服”包括两项性质大不相同的义务：“职”，即职事，也即役务，提供人力；“贡”是指方物之贡献。职包括两类：力与智。力又包括两类：军事性的与行政管理性的。

周王最初封建之本义，就是为了获得封臣们提供的军事力量。其计算单位是“乘”。西周、春秋时代，战争的主流形态是车战，战车数量是衡量共同体战斗力的基本指标。战车是一个综合性作战单元，包括士，士所执之武器，战车，拉动战车的马匹，与此相关的各种车马装备，以及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甚至包括配合战车作战的“徒卒”。所有这些元素有机地搭配，构成一“乘”。

大夫对公侯、诸侯对周王承担的义务就是，在公侯、周王需要时，带领自己的军事力量服役。这就是“赋”。每个大夫、每个诸侯承担的“乘赋”数量是相对固定的。一旦君，比如周王，有用兵的需要，就发布策命。诸侯接到策命，即应按照礼法规定的数量，带领装备整齐的战车队伍出征。

周的君子皆为武士，然而，封建制下没有常备军。君子们在乡为乡官，在军为军吏，“寓民于军”。周王把大部分田邑分封给诸侯，诸侯把大部分田邑分封给大夫，大夫很可能没有进一步分封，而是通过田邑养活士。这些士首先是能够在战车上作战的武士。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周王的主要义务是奉召带领自己封邑所养活之武士出征。对于周王、诸侯、大夫来说，田邑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养活士。仅仅为了获得这些军役，各级君子才对田邑进行管理。可以说，民事的治理乃是因为军事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

臣对君，比如诸侯对周王承担的另一种役务是在王廷随侍周王，也即承担王室的行政管理工作。周王会征召某些诸侯到王庭担任卿士。

臣对君承担的义务除了力，还有智。那就是，参加君之朝会，就君之家室之治理?君提供建议。这就是周人所说的“谋”。

上面所说诸侯及大夫、士通过诸侯对周王承担的所有这些职事，《诗经》用一个词来概括：“王事。”

至于贡，并不具有财政意义。承担贡之义务的诸侯相对来说是比较野蛮的，也就是五服制中属于“要服”的诸侯，比如楚，以及接受周王策命的戎狄。这些相对野蛮的族群贡献地方特产，以表示他们对周王的臣服。周王又将这些贡品分赐给亲近或有功于王室之诸侯，这既是荣耀，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对周王的臣服关系和由此关系所衍生出的“职业”，也即义务。

总之，在周的封建制下，君封建人、邑给臣，臣因此而对君承担义务，不外乎人力、物资两种。以周王为例，按天下结构，不同的臣贡献于周王者是不同的：周王自有领地上的臣民向周王贡献各种实物，畿内诸侯贡献王室日常行政管理性人力，畿外诸侯贡献全副武装的军队，偏远地方的诸侯贡献方物。

而对一块封地而言，赋、贡的数量是固定的，由礼法予以明确规定。实际上，君臣各自的权利、义务都是通过契约确定的，或者作为惯例为人周知。比如，士、臣为君戍守或者出征是有固定的时间期限的。著名的《采薇》诗首句就在说明这一点：“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出征之时，周王已经确定了这些士返回的日期，采薇之时出发，岁末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