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敬天基础上，天官承担起第二项职责，制定历法：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帝尧之前行“火历”，以观察大火星（心宿二）的位置安排生活。黄帝以来，不断观察日月运转，经历代积累，至帝尧时代，天官更准确地观察、推算日、月、星辰，得以制定出新历。

日月从众星中凸显，与天从诸神中凸显，互为表里。天成为最高崇拜对象，意味着信仰之理性化；历法之观测对象由“大火”转到日、月，也意味着理智之大幅度提升。借助这样的历法，人的活动被纳入天道：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日、耕作、四季、人民、鸟兽等因素被整合在天所统摄的有机体系中，天地间万物，包括人都法天而运行，人民的生活节奏与天道合拍。由此发展出“朔政”制度和《月令》体系。天既是崇高的，又是具体的。人崇拜天，天道左右着人间的生活节奏；人无时无刻不与天发生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基本上是理性的。人敬畏天，人法天而行，天道信仰乃是一种高度理性的信仰。

羲仲居东方，羲叔居南方，和仲居西方，和叔居北方，总之，羲、和二氏四人居于东、西、南、北四方之极远处，这就是“四表”。由于观测范围扩大，羲、和二氏得以积累更为丰富的天文知识，制定出更为准确的历法和更为全面的朔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定朔政为四表范围内之天下所共用。由此，华夏共同体向外大幅度扩展，且逐渐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不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天道信仰和新历法之制定、颁行，极大地提升了天下治理之水平。“百工”就是“百官”，似与前文“百姓”同义，也就是诸侯。帝尧确定天道信仰，制定新的历法，将人事系统地纳入天道之中。君子法天而行，如此则人人，尤其是君子皆致力于德行。天道信仰以及历法、朔政之建立推动了治理之理性化：“绝地天通”也即神、人分立之后，人只能是人，而不能成为神。人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能指望神灵，而须充分运用自己的德行和理性。同时，天地间万物纳入天道，包括公共和私人活动，人就被施加了法天而行的天赋义务。人须履行此义务，人出于对天的敬畏，也会积极地履行此义务。因此，人必须探究天道规则，建立各种客观的制度，此即“众功咸熙”。

至此，“天下”被完整地构建起来。天下就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文明概念，其核心乃是信仰，以及这个信仰所支撑的共同的生活秩序。没有天，就没有天下。分散于大地上的人共同崇奉天，共同按照天道运行的法则而生活，才可生成最为深刻的共同体感。由此，才有“天下”可言。

帝尧之道呈现了华夏治理之道的三个关键词：天，德，和。天道信仰是天下之本，德以敬为本，构建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应采用的原理——亲睦、辩章与协和。

华夏文明始于“天下”之构造。自帝尧始，华夏文明就在天下框架中展开、演进。天下的最突出特征是地理、人口、社会结构上的超大规模，这就是华夏文明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历代圣贤所追索者，就是天下之优良治理。这是华夏文明相当独特之处。在很多文明，比如古希腊文明中，哲人所思考的是点状的城邦的治理。但华夏文明始于点状的邦、国之联合，其思考和实践者乃天下之优良治理。体认华夏—中国治理之道，不能不注意这一事实；思考中国治理之道在当代之实现形态，也须立足于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