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依凭伟大的德行构造天下，确立了华夏之道的根本范式：德行为本。他以自己的伟大德行展开构造天下之伟大事业：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帝尧本人具有建国者之伟大美德，此即“克明俊德”。《史记·五帝本纪》把这句话转写为“能明驯德”，《索隐》“言圣德能顺人也”。帝尧彰显自己的“顺人”之德，以使九族相互亲睦。

“族”是最小的共同体单元。《白虎通义·宗族》这样解释：“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族”是长期共同生活的一群人，其间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感情。此感情可能来自血缘，来自婚姻，但也可能来自同一地域的共同生活关系。族并不单纯是血缘团体，关键是长期而密切的联系所产生的恩爱之情，这是今人所说的“熟人社会”。它是自然地形成并保持长期稳定的最小的社会治理聚合体。

天下由这些族组合而成的。但从族到天下需经过几个层次，形成大小不同的共同体。帝尧运用不同的原理，构建或者说稳固不同层级的共同体：

首先，若干族聚合而为“九族”。“九族”是生活在相邻地区的若干群人联结而成的较为紧密的共同体。“族”是自然形成的，“九族”则带有人为的成分，需通过特别的努力，以具体制度联络，这就是“亲”。九族因此而结成封建之“家”。

“平章”就是辨别、彰明，“平章百姓”就是分别“百姓”，令其相互分别，不相混杂。“百姓”是百官。在古典时代，姓、氏均与治理权相关，是对较大范围内若干家行使治理权的优势之家的标识。以其为中心构成“国”。“百姓”就是百国，百国之君即诸侯在王室任职，就是“百官”。

诸国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帝尧必须减少各国之间的纷争，建立和平秩序。“平章百姓”就是厘定各姓之治理权，这包括：帝尧承认各姓诸侯既有之治理权，这是一种“承认的封建”。其次，借助于帝尧的承认，“百姓”也即诸侯也相互承认彼此的治理权，确认相互间的权利、义务。经由这一自上而下的承认与相互的承认，作为天下之组成单位的共同体——国——内部的“君道”，也在各自国内树立起来。这一点对于国维持其内部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反过来，诸侯内部权威之稳定又可减少各国彼此冲突的可能。

可见，“亲”与“平章”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亲睦”与“昭明”，在性质上是相反的。

在此基础上，帝尧更进一步，“协和万邦”，构建和平、合作的天下秩序。协者，协调也?其目的是“和”。“和”以“不同”为前提，目标则是寻求“不同”的各方之相互应和。“和”绝不等于“同”，“和”恰恰反对“同”。“不同”绝不是劣势，而是巨大的优势。“不同”乃是生机所在。但是，“不同”也可能导致疏离，引发冲突。让“不同”发挥优势的唯一方案就是“协”，而达到“和”的状态，也即，让不同的人和群各自发挥优势，形成合作、互补。由此，各方均可从中得到合作收益。文明就依赖于这样的“协和不同”之智慧：让“不同”各自实现其天性，同时让其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而共享合作收益。“和”是处理“不同”的唯一健全方案。

“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一大治理智慧。周太史史伯曾对郑桓公论“和而不同”（《国语·郑语》。），晏子曾对齐侯论“和而不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也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帝尧的伟大恐怕就在于具有了协和的意识，也掌握了协和的技艺。协和在华夏治理之道中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万邦”当实有其数，只是后来，“邦国”的联系日趋密切，相互合并，数量不断减少。帝尧能够“协和”广大地域内的万邦，说明其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光于四表”之大义所在。

帝尧能构造天下，因其有“顺人之德”。而帝尧能顺人，则人必有可顺之处。这就是人皆具有之顺人之德，也即人的合作天性。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或群体只需提供一些制度构想，引导人们循奉自己的合作本性，人们即会广泛参与天下之构造事业。因此，帝尧的顺人之德实为对人人皆有之顺人之德的自觉，而引导人人皆自顺己德。帝尧的历史性作用在于发现和运用了实现人的合作天性之三种进路：情感亲睦，礼法界定，合而和之。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大法。

帝尧努力的结果是“黎民于变时雍”。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众民因此而发生变化，以至于和之状态。“和”是尧舜时代即已确立的中国人心目中社会治理之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