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时代涌现的圣贤中，禹的功业最大。他的职责是平治华夏天下秩序所立基之大地。借由平治水土，禹扩展了华夏共同体的地理范围，尤其强化了华夏各邦国彼此间的合作，及对于一个治理权威的向心力。借此机会，禹走上自觉构建封建之天下秩序的立国之路，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

《舜典》记载，舜正式即王位之后，委任官职，进行共同治理，禹为第一人。禹作司空，其职责包括平水、平土两项。首先是治水，大禹治水采取了引水入海的策略，也就是《益稷篇》大禹自己说的“决九川，距四海”。疏浚河道，引水入海。

实施这样的治水策略，存在巨大难题。先民一般都临水而居，禹的治水策略要求疏浚河谷，或者重开河道。这必然对相关各国的生存造成巨大影响，实施这一策略意味着，现有各“国”的控制范围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有些国甚至需要整体迁徙。同时，治水也要求禹在很多时候深入各国内部，将漫漶之水引入河川，经由河川疏导入海。

凡此种种，要求各国相互协调，需要一个具有较大权威的协调者。恐怕正是这个制度性难题让禹的父亲鲧失败了。鲧治水采用“堙”的策略，他不得不这样。那时，万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尤其是王的权威较为弱小，万国对其缺乏信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鲧无力协调各国、进行合作和利益的交换。他只好采取下策，实施就地堵塞策略。这说明华夏共同体面临集体合作困境。

一代人以后，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随着尧、舜二帝合和之道的运用，万国的共同体意识逐渐强化，也从共同体的存在中得到收益，集体合作意向逐渐增强。禹在治水时，也向各国提供好处，他一直与益和稷紧密合作，向各国提供种植知识，供应优良品种。这方面的示范效应必能大大强化各国的合作意向。同时，禹也深沉而富有远谋，有能力说服相关邦国协调利益，愿意合作。故唯禹能治水。

这样的治水经历也一定让禹产生了进一步强化华夏共同体凝聚力的想法。事实上，为了有效地展开工作，在平治水土的过程中，禹就必须开始实施这样的构想。《益稷篇》中，禹陈说自己的功业：“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禹建立了“州”制、“服”制。关于“州”，《舜典》的说法与《禹贡》有所不同：前者说十二州，后者说九州。当洪水漫漶之时，陆地切割得更为细碎。禹导水入海，水退之后，原来分散的土地连接，州的数量减少。而自然的阻隔减少，必有更多邦国加入华夏共同体。

总之，在治水过程中，禹协调各邦，引导、推动其相互合作，强化其共同体意识。由此，禹走上“王天下”之路，自觉地以封建制构建更为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尧、舜时代的封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联合。现在，禹在这个体系中植入自上而下的权威。由此，相对完整的封建制被构建出来。只有禹具有这样的制度意识，也具有这样的能力。

《禹贡》表明，禹已对尧舜的天下治理之道进行了一次深刻革命：他开始自觉地“封建”诸侯，由此，王与诸侯间关系从联盟的协和关系，深化为封建的君臣关系，华夏治理架构演进的历史由禹带入自觉的、建制化的封建制。伴随着王对诸侯可以主张事先确定的义务，王就不再只是一个协调者，而王位也开始在家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