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发展

印度是东方文明古国之一。印度文化是多民族、多宗教的混合文化，与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印度本土的主要民族达罗毗荼人基于生殖崇拜的农耕文化与外来的雅利安人基于自然崇拜的游牧文化互渗交融，形成了印度文化的主体。印度本土的主要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文化与外来的伊斯兰教等异质文化互相影响。尽管印度历史上外族入侵频繁，小国林立，长期分裂，但印度文化仍具有印度本土传统精神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印度美术发展

印度美术不仅具备印度文化的一般特点，而且与印度的宗教、哲学关系极为密切。就其原初意义而言，印度美术往往是宗教信仰的象征或哲学观念的隐喻，而非审美观照的对象。19～20世纪，西方各国和印度的学者才逐渐发现了印度美术的审美价值，并参照欧洲美术史的风格分类法，把印度美术风格的演变划分为古风、古典主义、巴洛克、罗可可等发展阶段。当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这种风格分类在年代上与欧洲并不对应，在内涵上也不尽相同。

印度美术风格演变

印度美术风格的演变不仅受形式美自律性法则的支配，而且更受印度宗教、哲学嬗变的制约。以印度美术的两大系统──佛教美术和印度教美术为例：佛教伦理学注重沉思内省，佛教美术便强调宁静平衡，以古典主义的静穆和谐为最高境界；印度教宇宙论崇尚生命活力，印度教美术便追求动态、变化，以巴洛克风格的激动、夸张为终极目标。而晚期大乘佛教被印度教同化蜕变为密教，密教美术也倾向于巴洛克的繁缛绚烂。同时，印度的古典主义并不完全摒弃华丽的装饰（酷爱装饰是印度美术的传统特色之一）；印度的巴洛克风格也并不完全排斥静态的表现（“寂静”是印度教吠檀多哲学的宇宙精神“梵”的本义之一）。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印度宗教、哲学的奥义，才能准确把握印度美术乃至印度文化的特质和精髓。

印度河文明时代美术

印度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发祥地。以印度河流域发掘出土的哈拉帕和莫亨朱达罗等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亦称哈拉帕文，据推测是印度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农耕文化。达罗毗荼人盛行母神、公牛、阳物等生殖崇拜。印度河文明城市遗址出土的母神、祭司、舞女、公牛等小雕像，瘤牛、独角兽、兽主、菩提树女神等印章，红底黑纹陶器上描绘的各种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形图，多属于祈愿土地丰产、生命繁衍的生殖崇拜的形象化或抽象化的符号。构成印度本土传统艺术最显著特征的强烈的生命感，似可从达罗毗荼人的生殖崇拜文化中追溯渊源。作为印度本土传统艺术特色的奇特的想像力和浓厚的装饰性，亦可在印度河文明时代的艺术中窥见端倪。莫亨朱达罗著名的大浴池可能曾用于某种原始宗教沐浴仪式，表明印度美术自古便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约前1700年印度河文明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至今不明），但历史时代的印度美术在精神上仍然与印度河文明时代的美术传统遥相呼应。

孔雀王朝美术

从恒河下游摩揭陀（今比哈尔邦一带）崛起的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孔雀王朝第3代皇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在位）统治时期，是印度文化与伊朗、希腊文化最初交流的时代，印度的建筑、雕刻吸收了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希腊塞琉古王朝的影响，出现了印度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孔雀王朝都城华氏城（今巴特那）的壮丽宫殿曾受到希腊使节的赞美，华氏城百柱厅可能受有波斯波利斯王宫的影响。阿育王征服羯陵伽（今奥里萨），战后皈依佛教，□令在印度各地树立了30余根独石纪念圆柱，柱身镌刻诰文，柱头雕饰兽类，铭记征略，弘扬佛法，是为有名的阿育王石柱。阿育王时代草创了□堵波、支提、毗诃罗等佛教建筑形制，萨尔纳特□堵波和桑奇大塔覆钵的核心相传始建于阿育王时代。比哈尔邦巴拉巴尔丘陵的 7座石窟亦开凿于此际。孔雀王朝的雕刻引进了伊朗、希腊的石雕技术，普遍采用砂石作为雕刻材料，以砂石表面高度磨光为特色。萨尔纳特的阿育王狮子柱头是象征性、写实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的雕刻杰作。兰布瓦尔的《瘤牛柱头》令人联想起印度河文明时代的瘤牛印章。迪大甘吉的《持拂药叉女》虽属于正面直立的古风式雕像，但造型浑朴温雅，丰腴圆润，已孕育着印度标准女性美的雏形。马图拉地区帕尔卡姆的《药叉》雕像是贵霜时代马图拉佛像的范本。

巽伽王朝与安达罗王朝美术

当时印度政治和艺术活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今中央邦一带，早期佛教美术日臻繁荣。孔雀王朝草创的佛教建筑形制渐趋完备。帕鲁德□堵波、佛陀伽耶□堵波和桑奇大塔成为印度早期佛教建筑的三大范例。巴雅石窟、贝德萨石窟、阿旃陀石窟（第10窟）、纳西克石窟、加尔利石窟、根希里石窟的支提和毗诃罗陆续开凿。帕鲁德围栏浮雕、佛陀伽耶围栏浮雕和桑奇大塔塔门雕刻，是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代表作。浮雕题材多取自本生经和佛传故事，构图密集紧凑，往往一图数景。在佛传故事浮雕中从不雕刻出人形的佛像，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符号暗示佛陀的存在。这种表现佛陀的象征主义手法已形成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通例和程式。帕鲁特浮雕的人物和药叉、药叉女等守护神雕像造型质朴粗拙，姿态僵直生硬，是典型的古风风格。桑奇大塔的人物雕刻则大有进步。桑奇东门的《树神药叉女》托架像，初创了表现印度标准女性人体美的三屈式，为后世所沿袭。

贵霜时代美术

贵霜人原系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中国史籍称大月氏），公元1世纪在中亚大夏（巴克特里亚）一带建立了贵霜王朝（约公元1～3世纪），领土从阿姆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贵霜国王迦腻色迦（约78或128～144即位）统治时期，国势极盛，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发展了印度、希腊、罗马、伊朗诸文化因素融合的贵霜文化。贵霜时代早期佛教（小乘）向中期佛教（大乘）转变，引起了佛教美术的变革。迦腻色迦崇信佛教，在其治下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和北印度的马图拉，打破了印度早期佛教雕刻只用象征手法表现佛陀的惯例，创造了最初的佛像。南印度的阿默拉沃蒂的佛教雕刻自成一派，与犍陀罗、马图拉并为贵霜时代的三大艺术中心。贵霜时代的艺术处于佛教艺术的繁盛阶段，总的风格趋向于从古风风格向古典主义风格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