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圣人很谦虚的求教。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论语》一书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所反映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具有极大的继承价值。

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仲弓，子夏，子贡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永平元年，（公元58年）徐防上书云“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人于七十子重子夏，故以《毛诗》直承子夏。徐防言，当重师法，系思想史一关节。又云“《论语》不宜射策”，则知其时《论语》之地位尚不高。

后赵岐于《孟子题辞》有“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之说。

宋儒则尊颜回，有“孔颜之乐”。小程子伊川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是《论语》之地位大大提高。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

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 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 。《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 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膝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膝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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