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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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介绍

符号学：理论与应用

主讲教师：

教师团队：共1位

赵毅衡

学校：	四川大学
开课院系：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专业大类：	中国语言文学
开课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符号与人类的文明、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的科学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索绪尔和皮尔斯提出符号学的概念距今已近百年的时间，但符号学的研究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才加快了步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趋势愈加明显，符号学的目标正在于促进社会人文科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到目前为止，统一的符号学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各家理论处于并存状态。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如对符号学的定义、作用、对符号的认识等，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学还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符号学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已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 “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涉及一切社会人文科学。因此，对符号学的深入研究必然会促进艺术理论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教师团队

赵毅衡

职称：教授

单位：四川大学

部门：文学与新闻学院

职位：资深讲席

符号学概论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19世纪60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从甲骨文到图腾图案，都记载古人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的信息。日本学者持上嘉彦指出，当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符号”。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semiotikos。现代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

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由认识表象开始的，事物的表象被记录到大脑中形成概念，而后大脑皮层将这些来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的概念加以归纳、整理并进行储存，从而使外部世界乃至自身思维世界的各种对象和过程均在大脑中形成各自对应的映像；这些映像以狭义语言为基础，又表现为可视图形、文字、语言、肢体动作、音乐等广义语言。这种狭义与广义语言的结合即为符号。

符号学学科原理

语言学的历史悠久，自古希腊就有语法学，难道中国没有吗？那当然不是，汉代的训诂，西方名噪一时之汉学，在国学中列为小学（文学、训诂学、音韵学），典型的如我们常言的《尔雅》。至于语法学，中国看来要差一些。中西语言学有很大的不同，胡适之曾肤浅地提过，英语重介词之用，中国忽视虚词，常省略。来看看语言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能指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与义素、形式与理念、形象与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犹豫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结合便构成了符号。”

张远山先生的《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一文中说：“索绪尔所忽视的语言的唯物主义基础：‘受指’，因为真正与能指构成应是受指，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上熟稔的‘名’与‘实’。能指与受指的结合生产了语言的所指，两个来源构成了所指的两个相关成分，来源与能指的是‘客观所指’即‘义指’（固化为词典释义）；来源于‘受指’的是‘主观所指’即‘意指’（体现每一次稍异于词典释义的具体作用），它们的先后关系是‘能指→（义指→意指）→受指’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离’卦来表示，初九（阳爻）代表能指，六二（阴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阳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国人把最下的（初九）作为第一爻。那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义指）→能指’。”“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与怀疑”。

据我学国学以来，深知佛道对语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差异极大，对符号辨识差异巨大。

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国用藕来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叶，中国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学专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贾宝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会说，指示标识更是国际化的，譬如，厕所的标识用男人和女人形象来指示，中国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并无思维差别。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时候，张开八根指头。可中国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来表示。这时思维差异就出来了，西方人最终用受指（对象）来体现，中国人用的是能指（名称）来体现，这两个符号固然不同。

当我们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异的时候，我们能怎样做指示设计呢？首先，应根据不同的地域思维特色，如少数民族用某种图腾符号来代表自己民族标识。如果我做具有国际性又具有差异性的指示标识设计，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号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