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观点。相对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周代以前，认为人是上帝的奴仆。周公开始提出以德配天，承认“敬德”与“天”的一致性。他“制礼作乐”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西周末年与春秋时期，随着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重人事与祸福依人的思想。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反对人事屈从于天道的消极观点。孔子也很重视人道，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仁，即“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仁与礼看作是统一的，认为礼体现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墨子也讲仁，认为仁的实际涵义是“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孔子主张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他讲的仁是差等之爱；墨家则讲“爱无差等”。老子反对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以“无为”、“抱朴”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的德目体系，又把仁义礼智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称之为“四端”。他宣称四端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见性善），提出性恶论（见性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于人性本善，而在于对生物本性的改造。
庄子宣扬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追求所谓“逍遥”的精神境界，企图脱离纷争的社会现实，得到虚幻的自我陶醉。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强调改造自然的重要。
人性学说
探讨人的本性，是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它始于先秦。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调性善，告子称“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讲“性恶”。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汉代有所展开。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把人性看成人的自然资质。但他认为与性相联系的还有情，人有性情如同天有阴阳一样，性倾向于善而情倾向于恶，性与情的对立是“受命于天”。他主张养性以制情，用“教化”来“成性”，以“法度”来“防欲（情）”，辨“义利”以“养其心”。他把人性分为三等：性胜情而必为善的为“圣人之性”；情胜性而必为恶的为“斗筲之性”；性与情不相胜而可以善与不善的为“中民之性”。他的养性制情主张，主要是对“中民之性”说的。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强调后天的修养，主张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认为：人性禀受于元气，“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是不可改变的，“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教育与环境对中人的个性形成与改造有积极作用。
道统与法统
唐代始终存在儒佛之争。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神学体系，曾编造了一个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授体系，称为“法统”。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著《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结果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所谓“道”，即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认为，只有儒家“道统”才是正统，是封建社会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反对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主要锋芒指向佛教，把“先王之教”同“夷狄之教”对立起来，以激发民族的意识与感情。他不能容忍“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韩愈在佛老盛行的时期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于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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