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概念

范围

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也可以说古文字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广义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种类

古文字资料的种类很多。按照所研究的资料的范围﹐古文字学已经形成了甲骨学(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为主)﹑殷周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如去掉“秦汉”二字﹐可以包括对战国简册帛书的研究)等分支。

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的字形对研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古文字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包括古文化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时﹐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著明显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汉代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魏晋至宋初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

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宋代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元明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清朝前期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朝中期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