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历史悠久，体系庞大。中国哲学自《易经》始至少有三千年历史。（此种论断在哲学史界，争议相当大，一般认为中国在先秦时百家争鸣，却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哲学的概念。）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佛教禅宗等为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释、道三家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引入并发展了西方哲学，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陆被中共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以当代视角的研究，让中国哲学得以不断创新、发展。

中华文化虽然孕运了诸子百家（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名家、农家等），但主要哲学流派为儒、道、释，且三派间相互影响深远。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以儒道释三家之说为总本﹐而又以道家为中心﹐儒家为主干﹐佛学为相互配合。中国人的宇宙观方面以易经与老庄为代表﹐伦理社会观是以礼记孔孟之说为代表﹐佛家则以宣扬因果轮回、众缘唯心的道理与儒道互相辅助而成。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儒家的价值观影响古代中国大多数公开场合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优先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人际关系以五伦为依归，有一定的规范。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于其他人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重视追求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时候，就倾爱父母；年轻的时候有了女友（恋人），就倾爱恋人；婚后有了妻儿（配偶爱人和儿女），就倾爱爱人和儿女；当官员、公务员（广义地说是职员），就倾爱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以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直至达到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才，或者多才多艺而不仅仅是一才一艺，或者在一才一艺基础上能触类旁通，也即专才和通才的结合。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场经济规律，反对违背破坏市场规律，同时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提出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原则，并发展出了实学，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学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儒家相当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

道家思想是中国重要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是道德家的简称。道家起源有一说是有出于史官。道家还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他们驱使人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又名《道德经》），与《庄子》（又名《南华经》）为主要思想典籍。

道家崇尚自然相处之道，以天为道并顺天而行事，就可消灾解祸。认人类社会中的难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皆是因为干预行为过多，故提倡行为上要以无所作为就可以达到无为养息。道家也向往著反璞归真的朴实社会，认为人类对事物不妄加任何人为的作用，回归原来朴素、无知、无虑的境界，人类的纷争和烦恼即可真正的解脱。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由人生观和社会观扩展至宇宙论，提出“道”、“气”、“自然”等哲学概念。道家之一切理论无不是围绕道而展开的。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万物之根本，亦是天地万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亦为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道家强调“游心”，并推崇自由，道家强调“虚心”，并推崇自然。主张要联系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区别。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突出者为人之先天性之因素；心是指人之内在精神，突出者为人之为人之主体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观情感，突出者为我之为我之情绪感受。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对人之命运，持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一切，来保守心灵之宁静、淡泊与自由。道家对于生死，持一种纯自然的态度。与（今之所谓）道教（传统中国并不区分“道家”与“道教”）之追求长生不老有所不同，道家并不追求长生，道家只追求自由而自在地活着。道家修养论之主旨是致虚守静。老子首倡致虚守静，庄子则将致虚守静具体化为“心斋”与“坐忘”，并进而将致虚守静提升为本体论的高度，而标举“齐物”。道家哲学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个客体，人们是在其中生存的主体，所以应该要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默认立场，并更加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道家相当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并以修身达观的生活功夫来处理世界事务。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

韩非子提倡的“学本黄老”，将“理”与“道”连结再一起，认为“道”是成为万物运行法则。吸取儒家仁义思想，与法家治理之数，产生道法共冶一炉，成为汉朝早期的黄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仍有发挥的舞台。

道家则自老庄玄虚之说，后来成为两晋大夫竞尚清谈，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彦德创立“玄学”。另外变化为方士神仙之术，自汉朝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为“道教”之始。

佛教对于中国习俗风尚与其他宗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开始知道人有三世，六道轮回与善恶果报，知生有所从来，死知有所往。具体表现在信三世。佛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天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生灭相成。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虽然现世作恶而得福得寿，但其业果若不报于现世而将报于来世。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恶定有果报，或报之自身体，或报之子孙，或报之来世。同时还引进了悔罪植福、延寿荐亡、修德禳灾、设供祈愿等观念。

佛陀之学即为佛学，佛学以因果轮回为理论，以五戒十善法为规律，藉以出世解脱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万事无常转变生死痛苦为理论。以无我、缘生、苦空为方法﹐以证得无为自在为目的。为达此目的强调需要出世与解脱，出世就是指必须厌恶世间欲望，不断自我修练，解脱是在脱离人世痛苦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进一步强调要舍己救世。

根据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内容主要就是知苦与灭苦。“四圣谛”学说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就是苦缔、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诸多苦难。这些苦难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结束，因为人死之后并不是彻底的消失，仍然会在六道中轮回不息，不论在天堂、地狱还是人间，苦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佛教还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变化不定的，没有永恒，这叫做无常。对众生来说，因为于无常败坏法起贪著，则将造成身心的炽燃大苦，因此说无常故苦。集谛是讲苦产生的原因。佛教认为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有情众生之所以会受苦，在于因无明而于六根触受起爱执，而导致后有生死的纯大苦聚集。佛教认为只要是在六道中轮回，就无法避免会受苦。有情众生要想从苦中真正的、彻底的解脱出来，只有脱离轮回这一个办法。道谛为了脱离轮回，必须进行修行。佛陀给出的方法主要为戒、定、慧三学。依八正道，便可以达到涅槃，永远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证得阿罗汉。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从中国的边疆传入内地。佛教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和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矛盾。不少文人排斥外来文化，还出现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但经过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磨合，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对抗走向适应，并相互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地区，跨国界的广泛传播开来。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和儒家、道家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撑，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很深的影响。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进入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