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社会学（sociology of crime）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现象，分析犯罪同社会的关系的学科。

关于犯罪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一般都从精神病理学入手，例如法国医师代斯皮纳（1812～1892）认为犯罪者缺乏道德感情，刑罚对他不起作用，重要的是要予以教育或隔离。龙勃罗梭提到过天生犯罪人的精神特征是变质的精神状态。其学生加罗法洛则提到由于缺乏基本的道德感情（同情、正直）而实施的犯罪，属于自然犯的行为，其人则是典型的犯罪者。后来的犯罪心理学不同，侧重研究一般人的精神状态与犯罪的关系。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他的学生A.阿德勒（1870～1937）的个性心理 学。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或人格是由“伊德”、“自我”和“超自我”形成的。“伊德”是一切生来本能（如食、色等）的源泉。人们的活动方向，主要是由下意识的性本能决定的，犯罪也是如此。这就是有名的泛性欲说。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自我”要求获得本能的满足而又不能按照“超自我”所要求的、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来实现时，就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刑罚是没有意义的。阿德勒不同意泛性欲说，认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自卑感复合”。当人的生活本能在社会生活进程中受到压制，便产生自卑感，更由于不自觉的欲求而产生犯罪，其原动力则是遗传的与生俱来的征服欲或权势欲。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贫富悬殊，经济的社会的压迫加剧，又使自卑感和反抗心增强。这个学派用下意识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现象进行解释，被称为深层心理学的犯罪理论。

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统计学家首先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现象与犯罪者的年龄、性别、种族、职业，及其所在社会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季节、气候等条件的关系，指出犯罪的发生和消灭、增加和减少以及犯罪的类型均受社会环境影响，提出犯罪的社会原因说。他认为，社会本身孕育着犯罪的胚胎，任何社会都必然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犯罪行为。受这种观点影响，一批持犯罪社会原因说的学者，如德国刑法学家F.von李斯特、意大利犯罪学家E.费里等，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了在刑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犯罪社会学。1884年费里发表了《犯罪社会学》一书，标志着犯罪社会学的形成。19世纪90年代，刑事社会学派成立了国际刑法学会。

20世纪以来，犯罪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社会学理论、侵犯行为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婚姻家庭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理论均起了重要作用。犯罪社会学成为综合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当代，犯罪社会学家加强了国际交流和比较研究。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办过犯罪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家亲自体验铁窗生活，深入犯人之中，搜集犯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犯罪现象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其代表作有《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等。8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们努力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调查青少年犯罪与家庭、学校、环境、交往、待业、文化生活等因素的相关程度，寻找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原因和综合治理方案，并在教育、感化失足青少年方面摸索出了一些经验。这对于发展中国的犯罪社会学是个良好的开端。

和谐社会从其实质上说就是社会各种组织、各个阶层能够和谐运行、彼此协调地发展。然而，现实表明：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中，往往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其中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犯罪。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犯罪率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的程度。因此作为消除社会冲突、防治犯罪为己任的犯罪学，在中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正肩负着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发展的大好时机：“任何一门成熟形态的学科，它登上科学殿堂的契机和奠定学科地位的依据，社会需要当然是第一位的。”因而，在中国构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犯罪学应当怎样发展，以更好地服务现实呢？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契机下，中国犯罪学应当对既有研究的反思和检讨，拓展其视域，变革其方法，以突破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走出目前滞留徘徊的困境，推动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