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一些旧式文人如虞世南、上官仪在宫廷里特别活跃。他们为了博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写了不少“应制”、“奉和”、“赋得”一类的追逐词藻的诗歌。其作品主要讲究形式的工致，词藻的富丽，被称为“上官体”。“上官体”在宫廷内外一时相沿成风，众多文人纷纷仿效。天子和文臣、文臣和文臣之间的会饮唱和，不仅是点缀升平，也是国家文化昌盛的表征。中宗景龙年间，随着修文馆学士的增加，宫廷文人的文学活动格外频繁。中宗周围几乎集中了当时所有的有名的诗人，如马怀素、崔日用、李峤、沈俭期、宋之问等。他们都参与了宫廷诗歌的唱和，初唐的九次重大的七律唱和，反映出当时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的兴盛。
盛唐宫廷的文人活动仍是很活跃的，但这一时期另有许多诗人云集长安，谋求功名。文人们聚在一起，或痛饮，或登临，谈诗论文，切磋诗艺，每当诗情翻腾之际，便写出许多名篇佳作。此时他们的生活范围已由宫廷扩展到整个长安市井郊野，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以长安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高潮。肃宗乾元元年春，诗友贾至、王维、杜甫、岑参的早朝大明宫唱和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早朝大明官唱和诗中，首唱贾至有“衣冠身惹御炉香”，他写到了御香，写得比较平实。和诗要写烟香就难于下笔，王维诗云“香烟欲傍衮龙浮”，这里虽用“欲”字虚提，但还是实写，意思是说天子周围香烟缭绕。杜甫则全写虚处，“朝罢香烟携袖”，“携”字虽为实词，但全句却是虚写，堪为妙笔。可以这样说，诗人们的这种诗歌唱和活动其价值往往并不只在诗的本身；通过相互间的探讨、实践、品评，可以逐步地提高诗人的创作水平。
当然，文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诗歌唱和，他们也追求世俗生活的快乐。其积极的人世精神和人生的欲望并行不悖，功业理想和生活的情趣总是连在一起。如李白既“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同时又认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因此，他们一有闲暇，便相聚会饮，时常痛饮以极尽其欢。文人会饮的场面是很热闹的，酒与文人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牧是“落魄江南载酒行”，元稹则“近来逢酒便高歌”……
此外，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也留下了许多趣闻。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篇记录了杜牧在扬州的浪漫行迹，“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当时的扬州是非常繁荣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
纷”。文人们通常很留恋扬州的夜晚。而娼楼的绛纱灯也常常恭候着风流倜傥的多情诗人的光临。杜牧很钟情女人，也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如他创作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等表现青楼题材的诗。其他文人如戎昱、崔郊、刘长卿等都与妓女有过一定的交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创作实绩是文人浪漫气息的映照，对青楼文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山水田园风光对文人墨客总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李白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杜牧更是“停车坐爱枫林晚”。文人们对自然的热爱是执著的。另一方面，当某些文人一旦从无常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下来，或者无处施展抱负时，也寄情山水，在山水田园中寻找慰藉，解脱苦闷，或借隐退田园以表对现实的不满。唐代文人的壮游山水和隐居山林的生活，使山水田园成为诗歌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都是著名的山水诗名家。如盂浩然的《春晓》一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作写出了春深的感觉，表现了诗人对花鸟的热爱，也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其他如王维的《山居秋瞑》、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盛唐时期，随着国势的强大和疆域的扩充，唐王朝边事增多，对外战争频繁。唐朝的统治者鼓励文人投笔从戎，使文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塞外出使做事。据史料记载，唐代有名的诗人、散文家、传奇作者十之七八都有过幕府生活，如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裴铡等。幕府，是将军出征打仗时，以随地驻屯的营幕为办公之所，这个军事指挥部就叫幕府。幕府的成员多是及第迸士与落第的文人，有熟悉吏道的儒吏，有长于文章的书生，有画家，有诗人。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品就写于幕府生活时期。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等。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和其幕府生活分不开的。例如，岑参在封常清幕中任节度判官时，主帅出征播仙，岑参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以示送行。诗中所写的黄沙入天、夜风怒吼、碎石乱飞的情景，真实形象地勾勒出了边境生活的险恶。“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这一细节描写，准确地刻画出天气严寒，马由于疾驰流下的汗水使雪融化但又立刻凝结的情景。没有人幕的诗人是很难写出这种夜行军的具体辛苦以及汗水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情景的。可以说，文学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优秀的作家总是遵循着这一创作原则的。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腐败的政治局面与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得忧虑、避世成为当时文人的两种普遍心态。因此，其文学创作或描写民生疾苦，或指陈时弊，或描写艳情声色，或抒写避世心理。如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大都过的是逃难生活。他饥寒交迫，忧心如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更接近人民，更能体会人民的痛苦。因此，他写下了《三吏》、《三别》等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
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其诗作也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晚唐时期，就其生活情状看，唐末文人几乎无一没有隐居生活的经历。这是他们冷漠避世心理的反映。虽然有些诗人如杜牧、李商隐等在其诗里也表现了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但此时的文人缺乏积极向上的宏伟气派，他们大都只是面对这种垂危的局势感慨、悲伤，甚至颓废消沉。这正如李商隐诗作所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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