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征训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典籍）”，“献”为“贤”或“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只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

这门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也就是撰写提要，然后编纂出所有书籍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用广义的“校雠学”来阐释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将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就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

中国古典文献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古文献学即目录、版本、校勘。广义的文献学则包括辨伪、辑佚、考证、小学等多方面。我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工作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由魏建功、张舜徽等老一辈文献学工作者倡导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国学的基础，甚至与国学之间有着直系亲属的关系，随着国学的雄起，古典文献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总述

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简册和唐以后的抄本、稿本等）和他书的有关记载，以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核对，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讹误、衍脱、倒置、重文、错简及其他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以及指出有关记载的疑似问题。

校勘与校雠的区别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校勘的功用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