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简介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汉书》创作背景

班固鉴于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汉书没有“世家”这一规制。

班固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汉书》的内容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人物生平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父亲班彪，曾在光武帝时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视。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抓，书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掌管和校定图书。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中央档案典籍管理员），秩俸为二千石，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代表作品

《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 《白雉诗》、 《论功歌诗》、《咏史》、《幽通赋》。

作品风格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杨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县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屈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