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中首次提出：“……这门科学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在此之前，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发表的《叙事可能之逻辑》两篇论文和同年格雷马斯出版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以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下面，我们对几位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大师的理论进行疏理，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理论漫游。

文学叙事，简称叙事，是用语言去虚构社会生活事件的行为。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两种：

一. 着重表达社会生活事件过程。与抒情性作品注重主观情感表现、表意性作品强调观

念表达不同，叙事性作品必须通过外在社会生活事件过程的具体刻画去把握社会现实。

二. 具有话语虚构性或假定性。这是说，叙事性作品所讲的故事，无需寻求客观社会现实事实的验证，而只需符合艺术世界的虚构性或假定性逻辑。

文学叙事的构成包括三个层面：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结合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来理解。 

叙述内容：这是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也就是被讲述的故事，包括事件、人物和场景等。《狂人日记》的叙述内容，可以概括为“狂人”的故事：一个曾患“迫害狂”病症的人曾经有过的“狂人”梦魇。在这梦魇中，发生了“狂人”与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佃户、陈老五等关于“吃人”的故事。这是读者读完小说后在头脑里还原出来的故事。  

叙述话语：这是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叙述话语就是使故事得以成为故事的基本的语言系统。读者要了解“狂人”故事，是必须通过阅读鲁迅所建构的叙述话语的：先是标题“狂人日记”，接着是本文第一段以文言文形式呈现的作者题记“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于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跟着就是以白话文形式书写的小说正文了（从“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直到“救救孩子„„”）。上一层面的叙述内容，是只能通过这一层面而被阅读和理解的。没有这层叙述话语就不可能有叙述内容――“狂人”的故事。  

叙述动作：这是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传统叙事理论很少关心这一层面，而叙事学对此格外重视。小说总是由特定的叙述者来讲述的，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往往支配着叙述话语。《狂人日记》设置了两重叙述者：首先是超越故事的旁观性叙述者――开头作者题记中出现的“余”，他是“狂人”昔日中学好友，得到“狂人”的日记二册并将它公之于众。其次是故事内叙述者――“我”（即“狂人”），他在日记中“语颇错杂无伦次”地记录下自己的“荒唐之言”，这些“荒唐之言”正构成小说的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