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人类就掌握了批创思维技能。什么叫做“有史以来”呢?那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至于史前人类是否有批创思维技能呢?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当代人类文明通常被分为两大类:一是西方文明;二是东方文明。前者发端于古希腊文明,而后者文明发端于古中国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和古印度,显然四大文明古国并没有古希腊。在两大文明中,东方文明是建立在古中国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基础上的,但古印度文明已经英国殖民主义者西化了,一个有力证据是英语已成为印度的两个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只有中国文明还在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批创地发展着。最关键的是,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并非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当今世界它已发展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主流文明。
西方文明一般是指在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这一文明已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的主流文明。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拉丁语是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起源,它与日耳曼系之英语、德语、荷兰语以及罗曼语系的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等有词源关系,非常像咱们中国文明中古汉语与粤语、四川话、东北话等之间的关系。
有文字记载的西方文明史从古希腊文明开始,故一说到西方文明,其源头总会首先指向古希腊文明。然而,人们常常又会把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捆绑在一起,因此,要想了解古希腊文明史,必须借助古罗马时代的语文——拉丁文。古罗马帝国灭了古希腊,虽然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但已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之希腊文本全部销毁了,至少迄今还未考古发现到未销毁的。这有点像秦始皇统一之后“焚书坑儒”。尽管如此,但古罗马帝国还是把古希腊文明的“三个圣哲”(马克思语)——苏格拉底(Scorates,前469-前399年)、柏拉图(Plato, 前428-前348年)和亚里士多德(Aritotle, 前384-前322年——的思想精髓用他们推崇的官方文字——拉丁文文本形式传承了下来,并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文明。正因如此,拉丁语才成为日尔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源语言。
我们知道,三位圣哲其实是垂直师徒关系,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而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由此可见,人类文明史的贡献与师徒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师徒关系决定了他们不能全盘否定式地创新,恰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即“批创”。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正好体现了这种批创思维精神。亚里士多德没有盲从或抛弃其师柏拉图之思想,且柏拉图也批创性地扬弃了其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师徒薪火相传,才使西方人拥有了打造当代西方文明的“工具”(亚里士多德用语)。因此,当代通常把柏拉图的《柏拉图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13年)所记载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方法当作批创思维的经典方法之一。
要知道,批创思维的结果是立场、观点、看法甚至历史阶段的更新,但新结果并非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由于盛行民主与法治,故出现了智者阶层,并造就了“西方古代文明的三位圣哲”。但罗马帝国使得当时古希腊城邦推崇的基于民主与法治的西方主流文明进入了独裁时代,这显然是某程度上的倒退。毫无疑问,这一历史更替是创新思维的结果,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讲,这种创新并非突变,而是批判地继承或者说扬弃了古希腊文明中一些成果,如亚里士德思想。但这种继承并不必然是继承优秀成果,而是继承对自己有用的成果。所谓“批判地继承”即“诉诸于批创思维”。
进入中世纪后,宗教神学统治下的欧洲进入另一个独裁统治时代。与古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不同的是,前者的最高统治者是宗教领袖,而后者的是皇帝。从一个独裁统治演变成为另一个独裁统治,其根本性质没有什么两样,但这一更替过程仍然是批创思维发挥使用的结果。只不过,继承得多,创新得少些。因此,用宗教领袖独裁取代皇帝独裁也是一种创新思维结果,许多传统仍然被继承下来了。
在西方文明中,资本主义产生批创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前进。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口号,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一种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回归。相对于独裁统治时期,这一更替创新得多,继承得少。如我们所知,亚里士多德之后罗马独裁统治使得亚里士多德极力倡导的分析传统倍受推崇,以至于在亚氏三段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形式(演绎)逻辑长期以来占据西方文明中的主要思维方式,面向数学的现代形式逻辑——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的产生把这种演绎思维推向极端。演绎主义者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独裁的封建主义制度而终结。
在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甚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现代形式逻辑之符号逻辑几乎成了逻辑学的代名词,完全脱离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分析学(三段论理论、演绎逻辑)的初衷。虽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提出了归纳逻辑思维方式,但这并没有对传统演绎思维产生多大冲击。可以说,虽然政治上的独裁统治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结束,但思维方式仍然处于演绎思维方式的“独裁统治”之下。虽然自古希腊开始,批创思维方式就一直备受推崇,但演绎思维方式始终独占着鳌头。
批创思维真正重新活跃起来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其动机也是源于对当时基于现代形式逻辑——符号逻辑的独占鳌头的形式演绎思想方式之不满。这种思潮的理论先导首先要数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1915-1985年)1950年出版的《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遗憾的是,当时演绎逻辑的霸主地位使得它几年后再版此书时不得不放弃“逻辑”之名,更名为《有条理思维》(Thinking Straight)。不可否认,本书是当代批创思维运动的理论先导,不过,可惜的是目前尚无中译本。
——熊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