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把《论语》列在子部儒家类。《论语》虽是子书，但自汉代以来，其实际地位就远较诸子为高，其实一直是依违于经、子之间的品目，属于读书人必读的启蒙书。因此，从汉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汉朝注释《论语》的著作虽多，但全部亡佚，至今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20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710）有个叫卜天寿的人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其他各家，就多半只存于何晏《论语集解》中。唐代开成年间，文宗皇帝下令将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论语》被正式确定了经书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巩固提高。《论语》研究更为盛行，可以说成为了一门显学，注本众多，不胜枚举。其中公认比较重要的注本有以下几种：
（一）《论语集解》十卷，魏何晏撰。汉魏之际，《论语》的注本甚多，孔安国、包咸、周生烈、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均有训释，何晏主持完成《论语集解》，盛行于世，不仅是汉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论语》完整注本。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汇集了东汉以前对《论语》的研究成果，保存了大量的古注，其中征引的文献十之八九已不存，而且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内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论语义疏》十卷，梁皇侃撰。此书集魏晋以来儒者之说为何晏《集解》作疏，成于南朝梁武帝年间，是宋以前最流行的《论语》注疏本，对邢昺所撰《论语注疏》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邢昺《论语注疏》成为北宋官定标准教材后，皇疏才开始受到冷落，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收入《四库全书》，后刊入《知不足斋丛书》，流传渐广。它是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唯一著作，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有着重要意义。
（三）《论语注疏》（也称《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北宋邢昺撰。邢著据皇《疏》而删其枝蔓，稍附以义理而成，基本囊括了从汉到北宋间《论语》的注释，是权威的官方注本。
（四）《论语集注》十卷，南宋朱熹撰。此书是《四书集注》中的一部。其最大的优点是阐发义理细致入微，文字洗练，训诂也基本正确，非常便于阅读。在所有《论语》的注释本中，此书堪称是一部力作。《四书》经过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成为士子必读之书，逐渐代替了过去考试经义时《五经》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其子刘恭冕写定。此著以何晏《集解》为主，博采历代诸家之长，同时吸收了清人的考释成果，采集广博，选择亦精，义理解释也较能符合《论语》原旨，是清代《论语》注本中最好的一种，也是清代学者为儒家经典所作新疏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兼采汉、宋人的旧说，但征引广博，折中去取大体得当。
（六）《论语集释》四十卷，民国程树德撰。此书汇集古今训释解说《论语》的书籍两百余种，征引书籍六百八十种，凡一百二十万言，重在存以往诸家之说，合汉学、宋学、乾嘉学于一书，分为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古注、集注、别解、余论、发明、按语十类，搜集资料相当宏富，可谓集清以前训诂考据义理之大成。
以上六书便于初学者当属《论语集注》和《论语正义》。现代人学习起来更为便捷的是译注本，这类的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最为流行，其他如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南怀瑾《论语别裁》也可以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