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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我们看到,与竞争市场相比,垄断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会采取哪些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呢?

政府的解决方案主要有四类:

1 用反垄断法增加竞争

2 管制垄断者的行为

3 对自然垄断企业实行公有制

4 上述政策各有利弊,政府不如不去干预

美国的第一个反垄断法是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用以减少“托拉斯”的市场势力;1914年通过《克莱顿反垄断法》,加强了政府的权利。反垄断法赋予了政府阻止合并或分拆公司等促进竞争的手段,作为“全面的自由经济宪章”曾被社会寄予了厚望,但始终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

我们介绍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律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就公开表示:“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

由于反垄断法条文含糊,难以界定市场和垄断行为,一场反垄断官司往往旷日持久。

以我们2007年通过的《反垄断法》第十九条为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可见,支配地位的判定取决于市场份额,而市场份额的大小又取决于相关市场如何圈定。例如,2015年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合并后,占据了移动互联网出行市场近80%的市场份额,就这个市场而言,滴滴肯定垄断了;但实际上,居民出行还可以选择传统的扬招出租车,这样一来,网约车在整个出租车市场上的份额就少多了;再考虑到居民出行还可以选择公交、地铁、自行车等多种交通工具,在整个交通运输市场上,网约车的市场份额就更小了。由此可见,选择哪个市场对判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至关重要,历来都是反垄断官司争论的焦点

反垄断法的制裁也未必是增进社会福利的。

AT&T在1982年被分拆成一家长途业务公司和7家区域性公司,分拆后的公司相互扯皮和抬杠,业绩大幅下滑

2006年欧盟以违反“反垄断”为名,对微软课以罚金,并要求在欧洲地区推出功能较弱的操作系统,很难理解以同样价格购买功能较弱的产品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有时公司合并不是为了减弱竞争,而是通过有效的联合生产来降低成本,获得协同效应产生的收益。有时公司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是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也就是说对单个用户的价值,随用户总数的增加而增加;例如QQ,微信,打车软件,操作系统等,都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因此这些企业必须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带来效率,激烈竞争导致了成功企业的较大规模

政府需要综合考量哪些规模是合理的,带来的社会收益与减少竞争的社会成本相比,孰轻孰重,这些权衡不仅技术难度高,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政府解决垄断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管制垄断者的行为

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例如自来水和电力公司,政府不允许这些公司随意定价,而是对其价格实施管制。

但价格管制可能导致企业丧失降低成本或者为赚取利润而提高商品或服务质量的激励

美国加州政府的电力价格管制,曾导致大规模、长时间停电

政府解决垄断问题的第三种政策是公有化,也就是说,政府不再管制私人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公司,而是亲自经营自然垄断企业

在欧洲许多国家,电话、供水和电力等公共事业就都是由政府经营的

但是经营这些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缺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动机,亏损也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经营效率往往不如私有制的企业高

上述每种纠正垄断定价无效率的政策都有明显的缺点,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政府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