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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

刘俐俐

内容提要: 文章以探寻赵树理短篇小说《催粮差》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为主要目的,在细读基础上进行了文本分析。以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为分析的总体思路,先在分解的层次上对每个故事作民间故事类型探源性分析,然后再从整体组合的层次上探索意义产生的机制。文章在分解的层次上发现了笨人的故事和聪明人的故事均是由民间故事类型脱胎衍化而来,并且各自相对独立,这是当今读者依然感到有趣味的根本艺术原因,文章在组合的层次上发现了笨人故事和聪明人故事的对比组合是产生社会意义的关键,也是文学批评从分析走向价值判断的通道。《催粮差》的审美接受具有层次性。

关键词: 《催粮差》 文本分析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民间故事类型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催粮差》讲述的故事背景早已成为历史烟云,可是如今阅读《催粮差》依然感到特有的趣味和愉悦,显然,今天读者的接受绝非在赵树理当年所关注的农村中实际问题的层面,即早已与揭露问题、解决问题无关。那么,作为文学经典,《催粮差》具有怎样内在的艺术机制,能够让我们跨越如此漫长的历史,完全忽略当年的特定现实问题和背景,获得特有的趣味和愉悦呢?这种阅读效应不是单一现象,也出现在阅读其他一些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过程中,所以,对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催粮差》作艺术分析,不仅是对于赵树理小说艺术价值的探究,也意在从作品艺术构成来探寻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

一 我为什么选择《催粮差》

选择《催粮差》的第一个思考,来自对于赵树理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总体把握和不同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是由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共同组成的。有学者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赵树理创作之后以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的世界和想像的世界两部分构成。现实的世界是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现实的矛盾性,想像的世界是为了解决问题,突出主流政治的光明性。这种现象在中长篇小说中尤为突出,例如白春香在论文《想像对现实的征服——赵树理“问题小说”内在结构探微》中就以《小二黑结婚》为这种结构的典型范式做了分析,她指出:“全篇一共十二节,从第一节‘神仙的忌讳’到第八节‘拿双’为提出问题部分。它主要揭示了当时农村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还很严重;父母包办婚姻并没有被消除,青年自由恋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以及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纯等问题。作者在这一部分,基本上是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的。从第九节‘二诸葛的神课’到第十二节‘怎么到底’为解决问题部分。赵树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诉诸于执政的权力机关——区政府。这儿,区长完全充当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对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大团圆式的:小二黑和小芹不仅被解绑,而且允许当场登记结婚,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三仙姑撤去了30年来装神弄鬼的香案,二诸葛也收起了他的鬼八卦;金旺、兴旺兄弟则受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惩罚,落了个被判刑18年的结局”。[1] 在我看来,固然,赵树理人格中的崇善、亲农感情决定他在“提出问题”之后自然地会转向“解决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文学看成是纯粹审美。从文体角度看,长篇小说在客观上也为作家采用这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部分的结构模式提供了篇幅方面的条件与可能。而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无法“解决问题”,只允许作家提出问题,这在客观上往往成就了作家,即篇幅逼迫作家无法“解决问题”,因而使小说更符合艺术规律。《催粮差》就是因为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更具有艺术分析的价值而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选择《催粮差》的第二个思考,是来自赵树理执著地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叙述模式。依据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描述,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述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知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2] (P4-5)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多数作家都参与了这个转变,赵树理小说则绕过了大多数人走的这条路,他顽强地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脱胎而来的说书人传统。他的小说一般都采用连贯叙述,全知叙述视角,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仿佛说书人说出来的。如果按西方叙事学的话语类型理论划分,赵树理的小说当属于叙述性的话语类型。在这种叙述性的话语类型的作品中,深厚的民间文化积累,民间故事的因素,以及自己的倾向性都非常便利地被赵树理贯穿在叙述中。当年创作时为了“提出问题”甚至“解决问题”,并且以叙述性为话语类型的《催粮差》,在今天何以能够让读者产生有趣味和愉悦的审美经验?或者说,这种话语类型在《催粮差》艺术构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研究的。

二 对《催粮差》结构主义研究的总体思路

我将结构主义方法作为对于《催粮差》研究的总体思路。先在分解的层次上对每个故事进行民间故事类型探源性分析,然后再从整体组合的层次上探索意义产生的机制。

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3] (P8)或者进一步说,结构主义思路注重整体中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更重视各个元素自身独立存在的性质和可能。在依据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下,我借用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克劳德·勃瑞梦的思想,克劳德·勃瑞梦提出过一种小说“三合一体”的假设,即任何小说都可以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三合一体”模式:

《催粮差》非常符合这个模式,所谓敞开的一个可能性的情景,在作品里就是司法警察去乡下以催粮之名而行敲诈之实的可能性。在可能性的实现和可能性的非实现两者中,显然敞开的是“可能性的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分别写了失败和成功两种情形,让两种情形合作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选择其一作为故事的全部。

我们以此结构主义思路分析《催粮差》话语类型特点发现,小说叙述的框架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也有各个相对独立可以分开的部分,部分之间又具有内在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开头,叙述者以鲜明的说书人风格,说明交代催粮事情的原委,话语中自然地流露出叙述者的倾向,字里行间都飘荡着由滑稽而形成的讽刺意味。第二个部分是崔九孩所雇用的那个煎饼铺的人,连个名字都没有交代,这个人去催粮所发生的麻烦。第三部分是崔九孩亲自出马去催粮的行程,包括他在二先生家的情形,前往红沙岭的路上,以及在红沙岭的情形。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反复品味的人物有两个,即煎饼铺的那个被雇用的人,这是个笨人的形象。还有就是崔九孩,崔九孩是个聪明人的形象。由此我们将在两个层次上对文本进行分析,其一,在分解的层次上分析,其二,在组合的层次上分析。

三 脱胎于民间故事类型的人物及魅力

在分解的层次上分析,是基于重视各个元素自身独立存在的性质和可能的思想。我们分别分析笨人的故事及其形象,聪明人的故事及其形象。

1. 笨人形象

《催粮差》中被崔九孩雇用来去催粮的人,只是一个笨拙的模仿者的符号,所以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交代。小说写“他雇了煎饼铺里一个伙计。这人是从镇上来的,才到城里没有几天,虽说没有催过粮,可是见过别的差人到他家去催粮。他觉着这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办——按单找户口、吃饭、要盘费。这又什么难办?他答应了……”。这是一个人出门上路的故事起始,一个行程开始了,意味着一个故事由此展开,故事发生在路上。上了路的人在怎样的故事模式中开始他的行程?这与叙述者想要给这个人物涂抹怎样的颜色有关。我们发现,被崔九孩雇用的催粮差,是在中国几个民间故事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其一,中国民间有“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模式,说的是乡下人进城,遇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和窘况,有时他是去访问富人的”。[4] (P352)其二,“笨拙的模仿者”的故事模式。“一个农民(有时是一个呆女婿)自己想或者有人告诉他,去模仿城里人(或者高雅的亲戚)的风度。那个人在吃饭时做什么,他都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滑稽的事中包括咳嗽(另一个人因为鱼刺卡在喉咙里),从楼梯上摔下来(另一个人因踩在西瓜皮上而滑倒)……”。[4] (P460)其三,“刻舟求剑”的故事模式。《催粮差》在吸收几个故事类型基础上的衍化为赵树理讲述的故事:对于第一个故事类型:一个人上路了;“乡下人进城”的因素衍化为下乡去催粮;“他是去访问富人的”的因素衍化为恰好去不好惹的二先生家催粮,遇到的误解和窘况衍化为他不明二先生的背景,反而按照一般的催粮经验行事,结果挨了二先生一个耳光……。对于第二个故事类型:“笨拙的模仿”的因素衍化为,模仿催粮人的一般作法,但他看不出眉眼高低,模仿得很笨拙。对于第三个故事类型,即“刻舟求剑”的故事模式,吸收了以原来的规矩对待已经变化的情况。衍化为下乡催粮必须区别对待,否则无异于“刻舟求剑”。这样,综合吸收了如上三个故事类型的诸种因素,讲述了这个笨拙的模仿者刻舟求剑的故事,一个笨人的形象就这样构成了。理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一些规律,是理解这个笨人形象艺术价值的基础。在结构语言学看来,“民间传说中的一切都来源于个人,就像所有的音变必定来源于个人一样;但是这个到底由谁首先创作出来的基本问题在民间文学中却最不重要。民间文学显然是靠众口相传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在被听众接受并保留下来继续往下传之前不成为真正的民间故事。因此对民间故事来说,关键不是言语,不在于它是如何创造或创作出来的(这和中产阶级艺术不一样),而在于语言;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不管民间故事的起源多么富有个人特色,它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缺乏个性的,或者说是集体的。用雅各布森的话来说,民间故事的个性是一个多余的特征,它的无个性才是一个区别性特征”。[5] (P24)依此,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将去催粮的笨人理解为是“言语”的话,那么,这个笨人故事是依据民间故事的“语言”规矩讲出来的,这个“言语”的个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间故事的模式,即“语言”的规矩是最重要的。人们读《催粮差》时,常常为这个笨拙的模仿者发出善意的笑声,产生趣味的机制就是民间故事。人们熟悉民间故事的这些模式,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人物类型。催粮差的个性消融到民间故事的模式中去了,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这个笨人的故事是相对独立的故事。这不是赵树理的失误,而是他的成功。

2. 聪明人形象

崔九孩是这个作品后半部分的主要人物,他的形象是在二先生家赔情道歉、讨回催粮票、讨要大烟灰,前往红沙岭村的路上,以及到了红沙岭村之后,和老邻长以及孙甲午一家在索要钱财的纠葛等一系列事件中刻画和展开的。崔九孩是聪明人形象。

聪明人的故事分为三个阶段展开。首先是崔九孩在二先生家赔礼道歉、索要催粮票。崔九孩的奴颜婢膝,是赵树理的精彩之笔,有声有色,活灵活现,为后面到了红沙岭村的飞扬跋扈先期做了铺垫,以便形成反差。其次,是崔九孩去红沙岭路上的形象,艺术效果如同剪影:“快到上山的地方,他拿出一副红玻璃眼镜戴上,这眼镜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颜色又红得刺眼,直直一棵树能看成一条曲曲弯弯的红蛇,齐齐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的红墙。他到大村镇不敢戴,戴上怕人说笑话;一进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吓住人。一根藤手杖,再配上这副眼镜,他觉着够味了……”。这段从全知视角带着讽刺性的描写,塑造了一个积累了丑陋社会的全部经验,掌握了熟练的欺骗敲诈技巧的聪明人,作家倾向性也自然地渗透于其中了。第三个阶段,是到了红沙岭村以后,这部分作家充分利用场面描绘几个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性格。先是崔九孩不容分说锁住了孙甲午,假装立刻就要带走,刘老汉担保留住了崔九孩,又吩咐孙甲午家里的赶快去做饭,招待崔九孩,……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猜度,暗中讲条件等最终形成交易,其中一个小情节很有意味:老邻长帮助凑足了五块现洋,崔九孩觉得少,执意要带走孙甲午。这时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

九孩接着道:“对!人家甲午有种!不怕事!你们大家管人家做甚?”说了又躺下自言自语道:“怕你小伙子硬笨啦?罪也是难受着啦!一进去还不是先揍一顿板子?”

甲午道:“那有什么法?没钱人还不是由人家摆弄啦?”

刘老汉也趁势推道:“实在不行也只好有你们的事在!”把桌子上的几块钱一收拾,捏在自己手里向那个借钱的青年一伸。青年伸手去接,刘老汉可没立刻递给他,顺便扭头轻轻问九孩道:“老头!真不行吗?”

九孩看见再要不答应,五块现洋当啷一声就掉在那个青年手里跑了,就赶紧改口道:“要不看在你老邻长面子上的话,可真是不行!”刘老汉见他改了口,又把钱转递到他手里道:“要你被屈!”九孩接住钱又笑回道:“这我可爱财了!”

每句话都弦外有音,每个回合都有条件和试探,在人物心理对垒的完整过程中,作家没有彻底地将彼此真实的心理活动透亮地写出来,可读者都明白其中的智斗。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思想,崔九孩的聪明和以刘老汉为首的众村民的聪明,共同组成一个完整过程,那么,其机制就是智慧的平衡与流动。崔九孩的聪明只有在刘老汉为首的众村民聪明的衬托和搭配中才能被证实,崔九孩与众村民智斗的场面和有趣情节,凝聚了在漫长的中国农业文化传统中逐步形成的,人民都非常熟悉默契的智慧和技巧,可被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欣赏。如果我们翻阅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一般的民间故事”类型中,有一个“聪明的言行”类型,聚集了中国民间故事中许多聪明的做法。诸如“用对尸体的感情来测验爱情”、“国王与农民的儿子”、“牧羊人代替牧师回答国王的问题”、“熟练的手艺人或学者防止了战争的危机”、“智者羞辱县官”等。赵树理没有简单套用这些故事类型,而是交错地借鉴和吸收。

聪明人如果被理解为是“言语”的话,是赵树理依据聪明人故事和形象的“语言”规矩而说出来的,“言语”个性怎样并不重要,民间故事的“语言”规矩是最重要的。人们读《催粮差》时站在居高临下的姿态,既被聪明人崔九孩和众村民智斗中的弯弯绕绕所吸引,同时也以审视的心理鄙视崔九孩的敲诈勒索,同情农民们的处境……人们熟悉民间故事的这些模式,作为心理习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人物类型和故事。我们有理由说,聪明人的故事也是相对独立的。

四 意义在组合中得到呈现

重视各个元素自身独立存在的性质和可能,同时也注重整体中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这是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催粮差》讲了笨人和聪明人的故事,又将两个故事组合在一个文本整体中。依据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克劳德·勃瑞梦提出过一种小说“三合一体”的假设,即任何小说都可以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三合一体”模式,在可能性的实现这个层面上,有两种实现可能,一个是失败,一个是成功,二者取其一,可是在《催粮差》中,两种可能性都得到了展开,可见是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笨人和聪明人的故事具有逻辑联系:聪明人崔九孩敲诈勒索获得成功,以笨人敲诈勒索失败为前提,没有煎饼铺伙计去二先生家催粮的失败,也就不会有崔九孩到红沙岭村敲诈勒索的成功。笨人和聪明人形成了对比,映衬出极大的反差。需要交代的是,结构主义分析不参与价值判断,也不涉及道德观念。所以,所谓的笨人和聪明人,仅具有民间故事类型方面的意义而不具有道德意义。但是我们却可以依此提出深刻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让崔九孩成为聪明人?又是什么因素让那个被雇用的人成为笨人?这问题必须联系社会现实才能回答。小说展示的生活画面所蕴含的逻辑是,崔九孩是司法警察,借催粮敲诈勒索,恃强凌弱,鱼肉乡民已经屡试不爽,这就是社会现实,聪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施展的,被雇用的煎饼铺的伙计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成为笨拙的模仿者。赵树理将笨人和聪明人的故事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以此干预生活、提出问题,作品的社会意义也由此实现。小说结尾笨人和聪明人故事的组合相互照应,可谓精彩独到。“九孩把手往衣袋里一塞,装进了大洋,掏出钥匙来,开了锁,解了铁绳,把甲午放出。第二天早上,崔九孩又到别处催粮,孙甲午到集上去粜米”。这个结尾并没有解决问题,结尾既是打结,也是解结。打结是指,崔九孩敲诈勒索成功地完成了,孙甲午虽然破了些财,毕竟没有被崔九孩带走。解结是指,司法警察敲诈勒索的问题依旧,农民的困苦更甚,你看,崔九孩不是又到别处催粮了吗,孙甲午无辜被敲诈,第二天只好到镇上去粜米换钱。这预示另一个聪明人和笨人的故事即将开始。短篇小说没有足够的篇幅让赵树理“解决问题”,却产生了意味无穷的结尾。

五 《催粮差》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接受的多层次性

波兰美学家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同时代读者获得审美价值的依据。实际上前面对《催粮差》的艺术分析,探讨的就是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自然也就回答了今天的读者何以还能从中得到趣味和愉悦,展示了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

下面通过总结本论文的主要思想来更清晰地表达我们的看法。

《催粮差》中笨拙人的故事和聪明人的故事各自相对独立,使这两个故事的民间故事特性得到了保留。除了故事层面的原因外,独特的语言也是艺术价值形成原因之一,《催粮差》采取民间说书人的叙述方式,描写和叙述中自然带有幽默的趣味,比如叙述到崔九孩把孙甲午锁住了,甲午老婆和黑女都哭着跑来。写到“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向刘老汉哭道:‘大伯!这这叫怎么过呀!黑女他爹闯下什么祸了?’刘老汉道:‘没有什么祸,粮缴得迟了。’甲午老婆也不懂粮缴得迟了犯什么罪,只歪着头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锁”。“只歪着头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锁”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的憨痴神态。读来忍俊不禁。人物的对话也充满了趣味,崔九孩和二先生的对话,一派阿谀奉承,低三下四,读者似乎站在居高临下的视点来看崔九孩的滑稽表演。崔九孩与刘老汉,以及孙甲午的对话则充满着机锋和动态变化,话里有话,话里蕴含丰富的心理活动,耐人琢磨。这些艺术因素,超越了具体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具有普遍的艺术价值,读者依此获得他们的审美体验。

作品的道德力量以及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意义在组合中得到呈现”。由于《催粮差》只“提出问题”而没有刻意“解决问题”,给予读者接受和想像以自由空间。审美接受由此形成层次性。一般读者在故事层面,为作者幽默的叙述语言,为人物的神态和对话,为笨人和聪明人的故事体验趣味,深刻的读者进而在笨人失败和聪明人成功的故事对比和组合中感悟更丰富的意味和意义,甚至回忆赵树理当年创作这个短篇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生发出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一切都是来自《催粮差》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春香想像对现实的征服——赵树理“问题小说”内在结构探微[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8-40.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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